首页 -> 2003年第3期

胡适当大使

作者:朱 正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为了加强中美关系,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1938年7月,胡适收到请他出使美国的电报。犹豫了几天之后,他同意接受这项任命,复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又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任命于9月17日正式发表,这天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10月6日到达华盛顿,28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当时国内的战局,就在递交国书前的一个星期之内,21日广州陷落,25日武汉陷落。胡适真正是临危受命。
  新任大使的努力很快就获得了成果,12月,为中国争取到了第一笔贷款(桐油贷款),为了这一成功,蒋介石还来电表彰。
  为了促使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胡适做了许多工作。他的忙碌,他的心情,在他给妻子的家信中有一点反映。
  1938年11月24日的信:
  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
  1939的11月14日给妻子祝寿的信:
  你今年五十,我也四十九了。可惜我不能在家里给你祝寿。我今天是客中的客中,在一个旅馆里写信给你,我心里当然有无限的感慨。
  我们徽州人有句俗话,说,“一世夫妻三年半”。我们结婚二十二年,中间虽有远别离的期间,总算是团聚的时候多,别离的时候少。
  这一次别离,已有两年零四个月,要算是最长久的分离了。我心里常想念你,常常觉得老年夫妻不应该如此长久分离。但我现在实在没有法子,一时脱不得身。《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此次出门,既不为利,更不为名,只为国家有危急,我被征调出来,不能不忍起心肠,抛家别友,来做两三年的孤家寡人。
  1941年4月10日的信:
  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决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难道不想家庭团聚?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
  “受罪”两个字,好像说的太过。但是这话并不是胡说。
  你知道我做了二十年大学教授,第一,我不拜客;第二,我不回拜一个客;第三,我从来不请客。
  现在不能不拜客,也不能不回拜客,也不能不请客。上礼拜六,我下午六点出门,到了六处应酬,直到半夜一点半才回家。回家看见儿子写的一张条子,说,他先去睡了,明早七点半要赶火车,要爸爸留点钱给他放在房门口。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要叫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就如同今天晚上,我这里大请客,穿的是大礼服,吃的是规矩菜,说的是应酬官话。到了客散,已是快十二点了。我送完了客,看见天上月亮正圆,想起今天是三月十四(阴历)。我拉了一位刘先生出去散步,走了二十分钟的山路,才回来写这信。回到家里,一身骨头都疲倦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受罪”还不顶苦。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呢?这一次请客,同事们忙了整整五天(帖子是三月中出去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你若来了,你还是管呢?还是不管呢?
  从这些片断摘引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胡适这一任大使做得有多么苦了。所以他在这封信的结尾说:“我不能不希望早早回到我的穷书生的生活。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一块回到那‘三不主义’的自由生活了。”
  正当胡适在给妻子的信中叫苦连天之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大使职务突然中止了。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国内的电报,立即复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行政院正式公布:准胡适辞去驻美大使职务,遗缺以魏道明继任。他即交卸了工作,9月18日,离开华盛顿,迁居纽约。
  据了解此事内幕的沈錡说:“胡适的去职,不是辞职,而是被免职的。“沈錡在《胡适任驻美大使前后》(见《传记文学》2002年2月台北出版)一文说:
  免职的命令到达华盛顿时,胡适正在外地出差,所以代理馆务的参事刘锴,先以电话向他报告,胡即要刘立刻到美国国务院,先通知该院的政治关系顾问洪贝克。那时我国外长宋子文也在美国,所以洪就问刘,宋外长与此事有无关系?刘说没有,可能事先也并未问过宋外长,这完全是重庆高阶层的决定。事实上,宋外长对胡大使的成就,甚为满意。两人工作,配合无间。刘锴又对胡适的努力,大加赞赏,他认为胡适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人才,他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及使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工作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他经常有详尽精辟的报告,向国内说明世界大局的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以及美国政策的衍变,也解释了美国面临的困难,希望国内对于美援的期望,不要太高。
  洪问刘,美国能不能挽留胡适,刘说恐怕不可能,因为重庆的来电,已说明将由魏道明继任大使,人选已定,就无法改变。
  在刘锴走后,洪贝克替国务卿写了一个备忘录,他说胡适的去职,完全是蒋公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种因于蒋公对美国的失望与不耐。他说蒋公十五年来,独力肩负了中国政军的责任,尤其最近五年,他坚持对日抗战,不肯妥协,他就认为已替英美牵制了数百万日军,可让英美从容准备他们对日作战的部署。但他认为英美并未重视中国的牺牲,在1941年年底以前,蒋公只是要求军民合力抗日,自求多福,不过希望有一天,友邦会了解日本侵略的危险,而前来协助中国。珍珠港事变以后,这个时机到了,但英美各国对中国的协助,却大多口惠而实不至,甚至于已经答应了给中国的经费援助,也随时会被转用给其他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也从未改变它重欧轻亚的政策。他认为蒋公觉得美国政府并未与中国政府充分合作,蒋公乃以撤换为美国所喜的中国代表,来表示这种不满的情绪。洪认为中国的需求并不很大,所以他建议,美国应迅速切实执行援助中国的政策。
  沈錡在文章的结尾作了这样一个假设:“若不是珍珠港事变改变了中美关系,由友邦成为盟国,使蒋公觉得美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已无问题,则胡适可能还会继续几年担任这个职务的。”
  1942年9月10日,刚刚交卸了工作的胡适,写信给王世杰、傅斯年、钱端升、翁文灏等几位老朋友,对这一任工作作了个简单的总结:
  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引者注:当时美国人口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四年前我接受使命时,老妻冬秀曾写信来痛责我。我对她说: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
  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我要诸兄知此心理,知我决不懊悔动此一念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6年6月,胡适启程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国家的贡献,实甚微末。虽然做了几年的驻美大使,但是没有替国家借过一文钱,买过一枝枪,甚感惭愧。”邓广铭评论说,他觉得“在这种谦逊的措辞背后,未尝不寓有自负清高之感。”
  沈錡的《我做总统侍从秘书》(载同期《传记文学》)一文,在1954年1月15日记有这样一件事:
  蒋公下午接见蒲立德,谈世界大势。蒲说欧美惧战气氛浓厚,对我殊属不利。并说我驻美大使馆不做事,如果叶公超(引者注:时任台湾外长)回国,就无人在办外交。他建议撤换顾大使(引者注:顾维钧)。谈完后我随他回到博爱宾馆喝酒,他又提到此事,问我谁能适任驻美大使,我想不出什么人,他乃建议胡适。
  蒲立德这美国人同蒋介石的关系甚深。这时已经是胡适交卸大使职务十多年之后了,他说这个话,可见当年胡适使美,在美国政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责任编辑:晓虹)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