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美方人员关于乒乓外交的回忆

作者:顾 宁


  30年前的4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高杉冈头一天自日本名古屋发回的文章,题为“美 国乒乓球队将访华一周——15人受到北京的邀请”。文章说,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B·斯廷霍文先生在今天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乒乓球队已接受中国人的邀请,准备访问中国。这条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为中国人这突然之举感到意外。
  16年前的4月,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我当时想写有关中美关系的硕士论文。当我在当地档案馆查找档案时,得知美国乒乓球队的口述历史就收藏在这里,于是我便开始认真阅读当年亲身经历了那场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当事人珍贵的回忆。
  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在访华后留下的口述历史,不仅为人们描述了当时他们在日本受到邀请前后的历史真实画面,同时还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乒乓球队员在次年访问美国是如何成行的。
  
  在无窗屋中发出正式邀请
  
  1971年3月,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50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汇集在日本第四大城市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有25名成员。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是斯廷霍文先生。美国乒乓球队全团共25人,队员是根据个人在美国国内比赛中排名先后和自愿报名基础上选出的。队员中有大学生,有联合国工作人员。所有赴日参赛队员全部是自费(有些技术更好的因付不起费用而不能参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乒乓球协会组织的会议上有非正式接触。根据《新闻周刊》驻日本代表费伊·威利4月8日发回的一份电文,在第31届世乒赛开始前两天,即3月26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简称国际乒联)在名古屋的国际饭店召开预备委员会会议。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与美国乒乓球协会驻世乒协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坐的位置非常近并进行了交谈。谈话间哈里森对宋中说,“年轻的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在尔后于3月30日和4月5日召开的两次国际乒联会议上,哈里森又有所表示,但宋中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另外,美国乒协官员在国际乒联召开的会议上的表现也使中国官员看到,美国人对他们是友好的。在一次讨论是否接纳台湾进入国际乒联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反对南越代表提议接纳台湾入会的提案,指责这一提案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阴谋”。斯廷霍文对中国人的发言没有任何反感,反而认为,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在会议休息时,斯廷霍文发现站在他身后的是中国官员。当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我可以对他们做出友好表示”。他于是便走过去,闲聊了几句,并把随身带的一枚刻有肯尼迪总统头像的半美元硬币作为小礼品送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也欣然接受了。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使中国官员了解到,他是理解中国人在会上讲的那番话的。
  此外,在那次讨论是否接纳已是亚洲乒乓球协会成员的台湾为国际乒联成员的会上,哈里森表示,收纳一个乒乓球协会就足够了(意在承认一个中国),并且没在支持台湾乒乓球组织入会的文件上签字。
  在第31届世乒赛接近尾声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6日世乒赛结束的头一天,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提出非正式的访华邀请。这是在宋中和哈里森的一次非正式会面时,宋中在一家旅馆的大厅中向哈里森提出的。宋中当时问哈里森:“你们会对邀请你们的球员和随员到中国访问作何反应?”哈里森随后把此邀请转告了斯廷霍文。此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还曾向美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询问,如果他们得到邀请的话,有多少美国队员愿意到中国去。霍华德随即打电话把此事告诉了斯廷霍文。但这一次也不是正式邀请。
  斯廷霍文当时知道有四个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而且自己队里也有人想访问中国。此外他也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允许美国人到中国旅游。他当机立断决定去中国访问,并且与美国驻日使馆联系,要求他们把护照上写的“不许去大陆中国”的话删掉。当他打电话到美驻日使馆时,只得到来自国务院的威廉·卡宁汉家里的电话,因当晚他值班。他们相互取得联系之后,斯廷霍文告诉卡宁汉,美国乒乓球队队员“很可能会被邀请去中国访问”,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想找人把“大陆中国”的字样从自己的护照上去掉。卡宁汉答应了。斯廷霍文把准备去中国访问的队员的护照收集在一起,随即乘火车赶往东京,第二天清晨来到卡宁汉家中。
  斯廷霍文在与卡宁汉的交谈中,询问了他们可以带什么东西作为礼品去中国,卡宁汉说可以送他们圆珠笔,并给了斯廷霍文一些圆珠笔。他还给斯廷霍文看了一份电传电报,内容是美国务卿就美乒乓球队访华答记者问。谈话间斯廷霍文说:“我想邀请中国人回访,你能帮什么忙吗?你能给他们签证吗?”卡宁汉说:“可以。我们会迅速签发签证的。”斯廷霍文还希望卡宁汉能帮助找到财源,使中国人能回访美国。卡宁汉当时没有答复斯廷霍文,而只是给他看了两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就是查尔斯·W·布雷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美国设想在为中国队提供签证方面“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廷霍文从东京回到名古屋之后,与宋中和他的翻译在体育馆的一个锦标存放室里开了个秘密会议,与会的美国人还有哈里森、蒂姆·博根、杰克·霍华德。为了避开新闻界,他们特意选了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开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指出,美国的新闻记者不能随他们访华。美国队访华的路费、机票及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全部由中方承担和负责。在访华日程安排上,由于应日本人之邀,美国队在世乒赛结束后还要在日本待几天,因此中国方面答应他们9日启程赴中国。
  
  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4月9日离开日本赴香港。他们成了西方新闻记者追逐报道的新闻人物。不少新闻记者向他们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为他们拍照。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队接受中方邀请时,中方曾提出不能有新闻记者随访,于是便出现了除带队的斯廷霍文以外,几乎所有访问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都受聘成为美国新闻机构和报刊的记者的现象。然而,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香港时,中国政府已允许3名美国记者入境,但是只能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进行报道。这3名记者是美联社的约翰·罗德里克,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里奇和杰克·雷诺兹,他们都在东京工作。而约翰·罗德里克和约翰·里奇在40年代曾到过中国。罗德里克是美联社驻中国记者(1945—48年),1946年到延安采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报道中国解放区情况的第一批美国记者之一。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香港后,斯廷霍文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意外地收到了—份电报,电报是由一个他不知道的美国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来的,美国时间9日发出,内容如下:
  急件:美国领馆转美国乒乓球队
  理解您考虑拟邀请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回访。如果您的邀请被接受的话,一个专门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全国性的委员会期望自己可以为使中国队访美而进行筹款。这个委员会是个非党派的、教育性机构,用大基金会和私人捐款运作,旨在教育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我们委员会的董事会包括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教授和哈佛的费正清教授,以及全国教会委员会的大卫·亨特,赫埃德温·赖肖尔大使和企业家约翰.迪博尔德、罗伯特·鲁萨以及其他很多人。欢迎您在返美后与我们联系。祝您好运。
  斯廷霍文感到奇怪,这一机构怎么会知道他要邀请中国人回访一事呢?
  原来,当他告诉卡宁汉这一想法后,美《新闻周刊》驻日办事处的代表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美发回一份电报,讲“美国队想邀请中国队回访,但没有钱,需要一个非官方性的资助人”。该刊记者费伊·威利看到电文后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想法,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因为它是由有名望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而且与一些基金会有联系”。于是他便给该委员会打电话,讲了上述想法,并建议:“如果贵委员会对此事有兴趣的话,应该通过美驻香港领馆,在美国队到中国之前与他们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要途经香港。”
  接电话的是道格拉斯·默里先生(根据本文作者1985年3月31日电话采访道格拉斯·默里的记录)。默里便马上打电话给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该委员会主席亚利山大·艾克斯坦先生。
  艾克斯坦后来与鲍大可先生等分散在美各地的委员会主要成员纷纷取得联系后,在弄清了美国务院对邀请中国队回访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全国电话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筹措资金为请中国人回访提供帮助。该委员会从听到此消息到作出决定一共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以开全国电话会议的方式讨论并作出决定,在70年代初的美国也是不多见的。第二天一早,委员会的决定便以电报方式发给了美驻香港领馆,并转给了斯廷霍文。
  看到电文的斯廷霍文此时心情比较矛盾。一是拿不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个什么组织;二是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接受邀请。因此,没有告诉团里其他人这一电文的内容。
  4月10日晚,斯廷霍文带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飞抵北京。访问的高潮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同时还有到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利日亚乒乓球代表团。刚到大会堂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感到“有些紧张和局促不安”,蒂姆·博根在写给《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说,他们围坐成一圈,周总理的机敏、精明和松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中美两国敌对20年之后第一次可以会面并相互交谈。周总理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讲,“你们应邀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人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这种友好交往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当杰克·霍华德(队长)告诉周总理他希望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能访问美国时,周总理回答说,这取决于斯廷霍文先生。这时,斯廷霍文才透露,中国乒乓球队已受到邀请。周总理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霍华德的问题,而马上把问题转给斯廷霍文。原来当斯廷霍文一到北京之后,就悄悄地让一位中国陪同向中国上层领导转达他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周总理显然是了解他提出邀请一事的,否则不会让斯廷霍文来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当霍华德提出邀请时周总理并没有表现出诧异。
  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一事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极大关注。他们评论说,“对于尼克松政府讲,对美国队的热情接待和周总理关于‘打开了新的一页’的讲话说明(对来访)极为满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它们表明这是中国人对尼克松政府上台之后一系列表示的最有意义的反响”。“这些也可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一成就可以在大选之年大肆宣传一番”。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中国时,中方送给斯廷霍文一部记录了他们访华内容的2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作为他们访华的礼物。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回国时,先在夏威夷停留,在那儿他们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美国政府没有发布公告之类的新闻对他们表示欢迎,而只派了国务院的代表在机场迎候他们。但是在加州,斯廷霍文等人受到了国务院代表弗雷德里克·欧文的欢迎,同时还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新闻机构和各类报刊异常兴奋,并急于了解第一个美国队访华的经历和观感。斯廷霍文抵达底特律,便被接到当地电视台接受采访。当他第二天到布里格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人事部门的办公室上班时,他的办公室“已被装饰得如同中国的花园一样,室内挂着灯笼,窗户上挂着写满各种祝福话的贺卡”。
  几天之后,应尼克松总统之邀,斯廷霍文到白宫作秘密拜访。为了保密和躲开新闻界的追踪报道,他用自己哥哥的名字订了机票。尼克松接见他时,在座的还有基辛格。斯廷霍文谈了他的访华观感。临走前,他还把中国乒乓球队队员给他的中国制造的乒乓球送给了尼克松总统。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那次会见是有助益的、愉快的,尽管没有人授予我国会勋章或类似的勋章”。总统“对了解第—手材料非常感兴趣”。(1985年4月1日作者在密歇安州安阿巴采访斯廷霍文时的记录。)
  5月初的一天,斯廷霍文收到尼克松总统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这是为了表达我对你最近访问白宫时友善地送我中国乒乓球的感谢。我很高兴拥有这些使人回想起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纪念物。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斯廷霍文把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复制了一份,送给了尼克松总统。
  
  为中国队回访作准备
  
  斯廷霍文回到公司上班后,马上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在高地公园的总部打了电话,请求他们协助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这件事。与此同时,他请美国乒乓球队协会的一位法律顾问与总部设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系,商讨如何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一事,同时了解该委员会的背景。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是由一批教授建立的。这些教授包括罗伯特·斯卡拉宾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鲍大可、卢西恩·派伊、约翰.林德贝克和其他一些人。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其他私人捐赠。这是个非党派、非政治性、非政府性的机构,致力于改善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委员会的成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持左、中、右观点的权威人士。他们可以提供合法讨论美中关系的气氛。
  当斯廷霍文了解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背景之后,非常高兴并称该委员会是“有声望的组织”,“是个优秀的组织”。美国乒乓球协会不久便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接待中国乒乓球队回访事宜。斯廷霍文和艾克斯坦担任该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分工是,美国乒乓球协会负责计划回访日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事务性工作和筹集款项。筹款委员会主席是卡尔·F·斯托弗先生。
  美国乒乓球协会认为,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是为了回报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友好款待,从广义上讲,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则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进行广泛教育的极好机会。双方都认为,中国队的回访是非商业性的和非政治性的。他们还强调要“坚持这是一个人民对人民之间的国际活动的精神和调子这一宗旨。使这一活动没有政党政治的介入,没有商业利益的介入”。
  开了几次会后,联合委员会便以斯廷霍文的名义向宋中发了第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进一步确认我们两周前的谈话,我已公开声明您和您的同事已接受我代表美国乒协发出的邀请,要来这个国家进行乒乓球友谊赛。请尽快打电报告知你们抵达的大概日期,你们球队来访人数,以及你们想在旅行中访问的城市和观光点的名称。我可以保证,你们到本国的旅费和在本国旅行的费用及生活费都将由朋友承担。这笔款项来源于私人机构和个人。目的在于改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对在你们国家受到的亲切友好的款待,使我高兴地希望在这里以同样的精神来接待你们。
  美乒协主席
  格雷厄姆·斯廷霍文
  美国人等了很久才从中方得到回复。第一个回复是罗纳德·奇格勒从周恩来总理那儿得到的。回复是,乒乓球队将在春天“当鲜花盛开时”到美国访问。后来他们又得知,可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取得联系。由于中方要求接待中方乒乓球队的主人只能是美国乒乓球协会,于是,由美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便改名为“接待来访政策小组”。
  在与中方密切联系的同时,筹款工作也在迅速、大规模地进行。筹款工作是异常艰难的。经过商讨,美乒协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首先把筹款重点定在中国队来访问的几个城市,如底特律、华盛顿、纽约、孟菲斯、洛杉矶和旧金山。筹款活动是以给当地著名人士和机构发信、打电话、上门拜访和召开会议的形式展开的。同时在这些城市还成立了筹款委员会。不少个人和公司、基金会参予了这一地区性筹款活动。泛美航空公司准备提供中国队在美访问期间的飞机航运、乘务员服务,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支付燃料费。其他一些公司负责一些具体活动,或向中国人提供礼品,或提供减价的服务费等。另外筹款委员会也不是不分对象地接收一切捐赠。他们接收捐赠的标准十分明确,首先,他们自己不想从中发财,其次不许别人乘机发商业财。当联合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时,他们已筹集到10.7万美元。全部筹款金额达到15万美元左右。(1985年4月21日采访白利娟女士记录)
  1972年2月下旬和3月初期间,为中国乒乓球队选翻译的工作开始了。这些翻译全部是经推荐后通过讨论选出的。其中有一位来自密执安州的安阿巴地区,是译员中唯一一位华裔译员。
  接待来访政策小组最后终于收到宋中的来信。中国队将于1972年4月10日抵美,美国政府对中国乒乓球队的回访予以极大关注。在中国队到美之前,尼克松总统给斯廷霍文发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对美国乒协和美中关系委员会为迎接中国乒乓球队所做的准备工作表示赞赏,并指出:
  “我知道,美国人民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展示他们精湛的球艺和良好的运动员风格。您以及您的球队在1971年4月作为第一批美国人参予了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人民对人民的交往,而且表现得极好。我可以肯定,您在做东招待中国队回访的活动中会表现得同样的出色。”“为表达我个人对这次中美两国人民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关注,我已指派总统特别顾问约翰·斯卡利先生作为我的个人代表,来迎接我们来自人民中国的伟大客人并协助您和美中关系委员会使他们的旅行舒适、便利。”“我知道您和所有的美国人将会给予来访的乒乓球队友好的和好客的接待,这种接待将如同您的乒乓球队和我们的官方代表团去年在中国访问时所受到的接待一样。”
  “您的组织和美国人民将在这次促进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理解所作的努力中担任大使的职务。”
  此外,除了尼克松委派的个人代表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外,美国国务院还委派里查德·H·所罗门先生(因其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并与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先生私交甚密)协助组织这次访问(摘自1985年4月1日里查德·H·所罗门先生写给作者的信)。美国家安全部门为确保安全,也派出人员参与接待。
  
  鲜花盛开之时
  
  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美国“乒乓外交之乡”(1985年4月1作者采访斯廷霍文先生时,他说:由于他作为美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时的团长,同时又来自底特律,因此底特律被美国人称为“乒乓外交之乡”)。
  在底特律地区,中国乒乓球队参观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他们在那里与工人们一起打球,共同进餐。他们在底特律进行了比赛,而美乒协所售的票价仅为1美元、2美元和3美元一张。这样使很多人都能付得起票费去体育馆看比赛。
  在参观位于安阿巴的密歇根大学时,中国队员意外地受到该校学汉语的学生的欢迎,并在一个很大的学生食堂与美国学生共同进餐。由于食堂大,学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以自助形式就餐,因此中国队队员可以和年轻的学生们随意交谈。“他们(指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种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交往形式”。美国人民的友好给中国乒乓球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队员在美访问的高潮是在白宫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接见。尼克松与代表团每个人都握了手并讲了几句话。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非常成功,美国人民的友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称美国人非常“慷慨大方”。陪同中国人访问的美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朋友,当中国人离开美国前向美国主人致谢和告别时,双方不少人都流泪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坦也不例外。
  以民间交往的形式打开大门,然后两国首脑再坐在一起会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可算是精采的一幕了。中国领导人以一种奇特的、非同寻常的方式对尼克松“私下‘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作出反映,这在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美中两国亲身经历这一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中美关系走向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历史将永远记住所有参与这一事件的人们,中美两国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们。(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