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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

作者:余世诚


  杨明斋是我党创始人中重要的一员,李大钊赞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颂他为“忠厚长者”。但是,这位重要党史人物的生平业绩长期鲜为人知,连他的出生故里、生存下落都不得其详。从1979年始,我们在山东省委党史委和平度县委的支持下,先是查找到了他的故里是平度县马戈庄,搞清楚了他早年的生平和“闯俄罗斯”的情况,后又了解到他在建党初期联络“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联络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党的“一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一大”后,他在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党外参加“东西方文化”论战,后又赴苏参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组建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国内,在中共北方局从事地下工作。三十年代再次去了苏联,其后详情就难以搞清了。一直到1988年,我们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才在翌年2月收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回信,告知杨明斋已於1938年5月在肃反扩大化中以“被捏造的罪名”遭到杀害。
  我们党的一位创始者之一最后落此下场,我们苦心查找了十年最后得此结果,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急切地想进一步了解这位忠厚长者在苏联最后的岁月,他究竟何以遭诬被杀害?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学者只是向我们透露了非常简约的情况,以致于一些学者难以置信。后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师哲回忆录》,书中谈及他三十年代在苏联工作时了解杨明斋的情况;再后来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搜集到杨明斋1932年10月21日写给张国焘的亲笔信;同时我们也从其他渠道从俄罗斯学者那里得到一些资料。这样,我们对杨明斋在苏的最后岁月,才有了较前进一步的了解。
  杨明斋在致张国焘的信中,讲述了他这次赴苏的经过及被“充军”的情况。他说:“我1927年从中山大学(校址莫斯科)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时,曾在北方政治局作事。在这里我得知党中的事作得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和国民党分家的那些余波现象。1930年春,我从中东路边线上投到苏联政治管理局得到伯利总政治管理局坐了十三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许可,做了八十页的报告书。书内无非是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案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书上后,在远东作了些小事。”可是,“1931年正月把我充军于托木斯克”。(《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此说与吉塔连科来信在时间方面基本相一致,杨明斋确实于1930年春越境赴苏,1931年初被充军流放于托木斯克。
  值得注意的是,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八十页”的报告。这“八十页”的报告已难以看到,但其主要内容,我们从杨明斋的信中可知是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这反映了杨明斋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功底,实属可贵可敬。更令人赞叹的是,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写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230页,完稿时将达500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的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杨明斋这里说的令他不安的第三国际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是一个怎样的文件,一时还难以查清。但从当时紧跟第三国际并统治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推行情况来看,可知一个大概。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就一直按第三国际的指示开展反右倾的斗争,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外国人一切企业和本国资本的企业归国有”等过左的政策。认为在中国“深刻的革命危机迅速地成熟了”,“处于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要反对“右倾冒险,反对一切尾巴主义,反对消极情绪,反对派别主义”,“中央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杨云若编)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日战争后,第三国际指示中共要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十九路军和蔡廷锴“反对民众的具体行动与他们出卖的企图”,王明发表文章说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将领“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这年春天,第三国际派李德来中任军事顾问,以后取代了毛泽东等的正确军事指挥。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判毛泽东“右倾”,接着解除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当毛泽东在宁都挨批的时候,而在托木斯克的杨明斋也经受着苦难的流放。他们都是因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路线而遭难的。
  可是,无论是张国焘(此时他已从苏联回国),还是王明(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他反正已被流放到远离中国的苏联偏辟地区,不会闹出什么麻烦,就这样挂了起来。
  其间,只是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在1934年前后到托木斯克去看望过杨明斋两次。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中记述了我党这位元老在托木斯克的拮据生活和耿直品格。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933、1934年间,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吃喝拉撒睡于一室,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现在是王明。可是,这位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一跃而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他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说,他在西伯利亚工作期间,听说杨明斋于1936年病逝于托木斯克。其实,这位极能经受困苦折磨的山东大汉这时并没有病死。
  前述吉塔连科给我们的回函中说,“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是他们受苏共中央之命查阅了相关档案给我们负责的答覆,不会出现“译名的不准确”或“错把他人档案当作杨明斋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有文曾提出这种怀疑)之误。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我们1988年10月26日从北京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要求查找杨明斋在苏下落的信函,苏共中央收到后于11月15日批转给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委托该所回复中国学者相关情况。具体操办者是石克强即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舍维廖夫教授,他查阅了俄罗斯档案馆以及克格勃档案馆相关的档案,写出材料,经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审定签署并以自己的名义,于1989年2月8日从莫斯科发给我们中国学者。他们不仅准确知道杨明斋的姓名,还知道杨明斋在俄使用的姓名(施密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杨明斋是第三国际和苏俄与中共开始建立联系的一位知名人物,怎么会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呢?
  我们还得知,1934年8月16日,刚回到莫斯科的杨明斋曾向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王明拖着不办,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
  很显然,杨明斋牺牲的深层原因是他勇敢地反对第三国际和苏俄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面的错误,直接的原因则是苏联肃反扩大化对他的诬陷。因此,吉塔连科回函向我们通报杨是“以被捏造的罪名”“牺牲”的同时,还通报说“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需说明的是,杨明斋于1938年5月牺牲的这一情况,还有其他诸多资料相印证。1984年我们得到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学者米萨罗夫的帮助,他曾在莫斯科访问了舍维廖夫和知情者克雷莫夫,然后来函告知我们说“杨明斋被处决了。”1986年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来华访问,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时谈及杨明斋时也说过,1937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时,杨明斋可能是被捕了,“因为如果是病死了,我应该是知道的。”在那场肃反扩大化中深受迫害、侥幸存活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张报也给我来信,谈及杨明斋的下落“很可能受到镇压了”。
  我党的一位元老就这样牺牲了,这真是一个不愿信也得信的不幸事实。
  然又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忠厚长者杨明斋的英名及其业绩,终于彪炳于天下。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杨明斋为烈士,他的故里被平度县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增开了杨明斋的陈列,反映中共成立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和电影艺术片都展示出他的丰彩;中共党史教科书、《辞海》等工具书都有了他的记载。
  正如伍修权和曹靖华生前为我们和平度县党史办编著《杨明斋》一书的题词那样:
  “杨明斋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孜孜不倦工作的伟大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杨明斋同志革命精神永存!” (责任编辑:萧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