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四川历史上的一位优秀省委书记

作者:卢耸岗


  傅烈,生于1899年8月27日,江西省临川县人。他于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并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1928年在重庆召开省委会时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9岁。
  
  临危受命到四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政变后,7月15日汪精卫又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和逮捕,全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考验。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达26000多人。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人都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傅烈来到四川前,这里的革命形势也同全国一样处在极端险恶的境地。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化。这年3月24日,中共重庆地委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于31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抗议英美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反对四川军阀刘湘以川滇铁路作抵押,秘密与帝国主义签订借款条约。31日,重庆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商民协会等团体和市民2万多人汇集打枪坝。上午11时许,大会即将开始之际,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的二十一军三师王陵基部和七师蓝文彬部士兵,以及巴县曹燮阳、申文英所属民团团丁,挥刀舞棒屠杀群众,当场打死137人,伤1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4月1日,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冉钧外出联络工作,被军阀便衣杀死街头。当晚,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公召集部分党员干部会议,部署应急措施,决定亲自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并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4日,杨*=公离渝赴汉,在轮船上被捕,4月6日在浮图关壮烈牺牲。
  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五大”期间召开了四川问题谈话会。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陈乔年、中央农民部秘书兼中央农委委员任旭、重庆地委委员吴玉章、重庆地委候补委员李嘉仲、重庆地委代理宣传部主任钟梦侠等出席了会议。6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傅烈(傅见贤)任四川省委临时书记。7月中旬,傅烈到达汉口,中央遂指定傅烈、钟梦侠、刘披云、周贡植、刘少卿等5人组成临时省委。傅烈一到任,很快就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下,开创了工作新局面。
  
  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
  
  傅烈曾于1920年5月9日,乘法国“高尔提来号”赴法勤工俭学。9月至10月间,经蔡和森赞助,他参加了李维汉在蒙达尔中学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3年2月,周恩来任旅欧书记时,傅烈已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书记,旅欧总部的成员。1924年初,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0月间,傅烈和聂荣臻、蔡畅、饶来杰等20多人去苏联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学说、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了政治水平和斗争才干,懂得加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对傅烈整顿四川党组织是极好的借鉴。
  1927年8月6日,傅烈到重庆后,立即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着手清理和恢复党、团组织。临时省委领导成员作了明确分工,由傅烈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组织部长钟梦侠,宣传部长刘披云兼学委书记,农民部长周贡植兼农委书记,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程子健,妇委书记程仲苍,省委秘书长刘愿庵。在傅烈的领导下,临时省委接连发出1—8号重要通告,对“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党的情况作出分析和估计,强调加强组织纪律,要求各地组织和党员迅速恢复活动,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到乡村中去发动农民,到军队中去争取士兵;规定各地党组织都要按照中共五大党章的规定,整顿市委、区委、支部。
  到8月底,全省直属省委领导的党组织已有一个区委,10个特支,党员314人。为了尽快健全各级党组织,傅烈组建了重庆区委,9月又把区委改为市委。重庆附近地区还建立了江津、合川两个县委和綦江等4个特支。到12月底,临时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党组织已有2个市委、8个县委、10个特支,全省党员发展到600多人。
  9月1日,刘披云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到重庆后,傅烈又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四川省的实际情况,对临时省委分工进行了及时调整,由傅烈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周贡植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钟梦侠任特派员出巡宜宾等地,检查各地党组织恢复情况。
  9月10日至12日,傅烈在重庆主持中共临时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八·七”会议精神。会议议定,今后工作的重心是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利用军阀混战局面夺取武装,发展土地革命运动。会议还对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工作和国民党工作确立了方针和策略。为了加强领导层思想建设的力度,扩大教育面,临时省委决定扩大委员人数,选举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推选傅烈、刘披云、刘愿庵、程子健、周贡植为常委、傅烈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刘披云任组织部长兼青年部长、刘愿庵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程子健任工人部长、周贡植任农民部长、程仲苍任妇女部长。同时成立了监察委员会。临时省委还决定派党性强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到各地清理组织,传达“八·七”会议和临时省委会议精神,加强各地组织与临时省委的联系。
  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在9月16日,当临时省委宣传部请示设立宣传委员会和训练委员会时,临时省委果断地同意了这个请示,不久还设立了编辑委员会,出版《川潮》旬刊和各种训练材料。10月27日出版了省委机关刊物《四川通讯》。
  傅烈认为,宣传工作之重要,实不亚于军事,它是我们被压迫阶级之战斗的重要武器。过去苏联曾以此战胜帝国主义,我们亦着手利用此重要的武器,以战胜一切敌人。傅烈要求大家从三个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对内应有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大规模的宣传队之组织;对动摇游移的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亦完全靠宣传工作去影响和吸引他们来参加土地革命。万源县当时有个叫李家俊的青年,曾肄业上海同济医学院,后赴北平返川。李家俊在五四运动后,曾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并在北京创办进步刊物《萼山钟》。李家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平日披着长发蓄了胡须,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父亲拥有一批枪枝弹药,只要他能出面,枪就可以拿到手,转而为我所用。因此争取李家俊加入革命队伍,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1927年底,傅烈了解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把他从家里动员出来。当傅烈和李家俊谈到革命手段时,李家俊激动地说:对地主豪绅就是要采取最后的手段!所谓最后手段就是把这些人杀光、烧光!傅烈说:革命不能凭个人的意气,斗争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我们应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共同斗争。接着对他讲述了当前的革命形势,斗争方法,并且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李家俊听了傅烈的谈话后十分感慨。他说:这两年,我象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不知往哪里走。现在找到了党,为了革命,我李某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果然,他立即奔赴家乡,以“神团”为名组织农民自卫军。1928年春,在万源城南固军坝,建立起了一支群众武装。不到几个月时间,李家俊领导的队伍就发展到1000多人。
  
  提高党组织的政治素质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征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批评四川党的组织过去群众基础薄弱,要求临时省委时刻不要忘记准备和组织工农暴动。为此,不仅要纠正策略上的机会主义,而且要改进党的组织建设。10月13日,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以及中央对临时省委的指示与批评。尽管这次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出现了“左”的倾向,提出了“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占据广场以至城镇”等斗争策略上的冒险决定,但这次会议通过了将9月省委扩大会议“没收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纠正为“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武装农民”,“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等主张都是正确的。这次会议有效地促进了四川各级党组织从根本上理解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从政治上做到全党服从党中央,下级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个人服从党组织的观念。在傅烈的主持下,10月22日,临时省委发出1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坚决贯彻临时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同日,四川临时省委又作出《关于职工运动原则新指示》。这个指示尽管提出了“要引导工人意识到非暴动夺取政权不可”,“要以不断斗争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立即在工人群众中着手组织秘密武装”等“左”的错误倾向,但它所体现的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远见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加强四川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的,是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不仅如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0月25日,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傅烈主持下的临时省委发出特别通信第1号,对过去党内的不良思想倾向和组织上散漫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并作出了纪律规定。
  
  大胆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
  
  由于傅烈所主持的临时省委以及后来正式成立的四川省委大胆依靠和发动群众,有力地开创了党在四川工作的新局面。1927年8月,成都工运领导人钟善辅等到犍乐盐场开展工运工作。盐场方圆百里,工人近万人。为尽快开辟盐场的工作,钟善辅根据临时省委和傅烈的要求深入群众的指示,首先从组织工人小组、支部入手,在一些重要场区成立工人委员会。到10月15日,就有10多个场区的工人代表110人冒雨到瓦窑沱盐场观音阁参加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犍乐盐场工人临时执行委员会。
  同年11月24日,由于各地军阀截留作为教育经费的肉税,使教育经费来源枯竭,而省立各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代表向教育厅提出交涉又无结果。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成都各校学生在临时省委川西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省立各校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出版了《学生时报》。罢课范围从大中专学校迅速扩大到小学。
  这次学潮,播扬省内外,得到各界的声援和支持。湖北全省学生总会驰电支持学联斗争,《上海日报》社通电声援,省内各地反响更为强烈。四川军阀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联衔通电,吁请四川省各防区交出肉税,表示接受学联提出的教育经费独立条件。教育厅长万克明被迫辞职。
  由于傅烈敢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威远县的工作也开展起来。共产党员张涤痴于8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威远后,开始筹建农协会和党组织。9月,他联络社会各界及知名人士24人,联名控告威远县议会议长“挟官虐民、贪赃枉法”,迫使县议长卸职。年底他在白鹤坝、两河口、铺子湾等30多个区乡建立了农协会组织。次年8月,他领导建立中共威远县特支,并成立了威远县农民协会及船员工会、店员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益民社等群众组织。
  1927年底,人力车工人因物价高涨,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减少车租,而肇成公司为牟取暴利,反将车租由2400文提高到3600文。工人气愤,退车不租,该公司竟指使流氓、打手把两名人力车工人打死。中共川西特委请示傅烈主持下的临时省委后,发动全市28000余人举行抗暴游行。工人们要求惩办凶手,减少车租,宣布罢工20天。这次工潮得到华阳县农民协会和成都市政总工会6万多会员一致声援。当局被迫无奈只得下令拘捕凶手,示谕原定车租减少1/5。1928年1月4日,经傅烈主持下的临时省委同意,中共川西特委还发动了大规模的的反对劣币的斗争。这一运动由成都学生联合会所属各校进步社团发起,联合成都各界100余个团体于4日在盐道街省立一师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大同盟,推出5位代表向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提出:(一)请3军长捣毁私厂,若不执行,则由民众力量捣毁;(二)四川造币厂每日所出的银元定期调换,以收回市面流行的劣币;(三)禁止大银元良币出境。当局逮捕大同盟宣传队学生4人,激起广大师生和市民的强烈抗议,当局被迫释放学生,于17日表示接受反劣币大同盟提出的各项要求。
  
  从实际出发去追求真理
  
  1928年1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收到中央临时政治局上年11月扩大会议文件和中央17号通告。这些文件,错误地估计当时中国现状为革命仍在继续高涨,而不顾敌人的强大,确定党的任务是继续进攻,而不是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以保存革命实力。傅烈贯彻中央文件,不是盲目照搬机械执行,而是对中国现状作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革命正处在低潮,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主要的中心城市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而在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仍有共产党人活动的余地。因此,他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精神与四川实际相结合,重点抓了三项工作都很成功。(1)针对四川军阀之间即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局面,临时省委提出“用民众革命的战争反对军阀屠杀人民的混战”等口号,要求各地立刻开始组织行动。遵照中央17号通告,临时省委取消了省委各部,改设组织局,分文书、会议、宣传、组织、军事、出版分配等科,贺学礼任军事科主任,由傅烈、刘愿庵、贺学礼组成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临时省委决定撤销重庆市委,成立巴县县委,周贡植代理书记;成立江北县委,由任白戈任书记。(2)1928年2月10日,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建立正式省委,“重新确定四川今后的工作方针”。团省委负责人列席会议,参加会议总计20余人,会期6天。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四川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以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李炳奎5人为常委,傅烈任书记兼军事科主任,组织局主任周贡植,宣传科主任刘愿庵。会议还选出刘愿庵为四川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为候补代表(未出席六大)。(3)根据上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着重讨论了组织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订《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暴动大纲共计1.8万余字,分为16个部分,对暴动的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及暴动的旗帜、口号、宣传与鼓动工作、组织工作、军事计划、政权问题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阐明和明确的规定。会议决定,四川的党组织应该加紧组织领导工农贫民,于2、3月间开始在各地陆续举行春荒暴动。虽然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这次会议错误地认为“在四川组织暴动,客观条件早已超过,完全可以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荒暴动局面”,但由于这次会议准确抓住了四川当时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而得到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热烈欢迎,不失时机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面对牺牲视死如归
  
  1928年3月,经过紧张的筹备,建立巴县县委(即重庆市委)的条件成熟了。傅烈以“渝一组织”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通知:“经省委决定:组织县委,并指定你为县委×××,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希按时出席。”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8号,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秉勋(当时是共产党员)的房子。傅常住涪陵,楼房空着,只留有一个保姆看守,于是就把这栋楼房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有时还在那里开会。3月9日下午2时,傅烈、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人尚未到齐,傅烈说,还有牛大鸣没有来,等一下。话音刚落,就有一伙警察闯入室内,将他们逮捕入狱。事发偶然,疏于防范。原来这天是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两名警察到该处收捐,见有8人入内,接踵至该院叫门,佣人回答无人在家。巡警疑其有诈,入内忽见一屋紧闭,便叫开门而无人答应,又见有人从窗口跃逃,当即鸣哨召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撞门而入,拿获青年8人。事情发生后,成都党组织收到电报:“三哥病故,信款停寄。”三哥即“施三省”,是“四川省”的谐音。
  傅烈被捕后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3月10日晨,乘看守警察倦睡,傅烈轻声对被捕的同志说:“要统一口径,称做商人,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先审的是傅烈和吴永初。傅烈当即化名贺泽,坚称广东人,并以粤语答话。
  傅烈在狱中受尽各种毒刑。敌人先用煤油灌进他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姆指头把他吊起来,姆指关节折断了,又上夹板吊打。他受尽酷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当敌人逼他口供时,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
  在狱中,傅烈惦记党和同志,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组织,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同时,他还写了两封家信。给他父亲的信说:“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若干年后,你一定理解(我)的。”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写道:“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狱中,傅烈教育其他同志要坚毅,要象钢铁一样坚强。他与看守士兵接触,士兵对他肃然起敬,听他的话,还给他争送衣服。乘他们的长官不在时,傅烈还细声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据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秘书人员说:“一个江西口音的最顽强”。1928年4月3日12时40分,傅烈在重庆朝天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9岁。他的遗体安葬在重庆市南纪门外的马家店大山拢江西会馆附近。
  傅烈虽死犹生,浩气长存。他与周恩来、邓小平于1924年在巴黎的合影,至今仍悬挂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厅里。四川人民至今怀念他。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责任编辑:江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