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

作者:萧超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现在党史学界流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对这个说法怎么看?这是关乎中共创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史上曾否有过这种说法?但后来历史为什么就不再记载,被湮灭了?这些问题是首先需要给予回答的。
  就我所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前没怎么听说过,它是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等口号后才又被提出,并逐步传开的。其实,据我现在的了解,“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个说法,历史上早就存在,大概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有这样两首诗为证:
  其一: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独秀孤松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1
  其二: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漫漫黑夜, 吾辈仰承。2
  这两首诗明显地把陈独秀、李大钊和北京大学联结在一起,并把陈独秀、李大钊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吾辈)仰承的“日月星辰”。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现在还不很清楚,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五四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青年学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我们都知道,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就曾著文把陈独秀誉为“思想界的明星”。可见“南陈北李”的说法出现是很早的。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这个说法还在流传。1933年北京中共地下组织为迁葬李大钊,组织发动北京市各界群众举行公祭,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
  “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
  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3
  挽联鲜明地嵌入了“南陈北李”四字,可见历史上早有“南陈北李”联称之誉,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这个说法为什么后来历史就不再记载,以至完全从历史上湮灭了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我认为大概有这样几条:第一,李大钊去世过早,1927年就被杀害,没有他的活动,人也就很自然地被淡忘了。第二,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旋又和托派搞到一起,1929年被开除党籍,从此离开了中共,这样,党的历史自然也就对他不会再给予关注。从而“南陈北李”的历史之誉,逐渐被遗忘,以至完全从历史上湮灭,是并不值得奇怪的。第三,1949年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供研究的党史资料很有限,党史档案也没有公开;特别是1957年以后,又运动不断,“左”的思想日益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气氛,也越来越浓烈。讲党史从党的建立开始,就要突出毛,突出路线斗争。陈独秀作为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首当其“批”,只有挨批的命,那有论功的份。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1964、1965年,由于开展对《李秀成自述》的全国性批判,李大钊也因有一篇《狱中自述》而面临着遭诬陷被批判的危险。果然,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李大钊也就被打成了历史上的“叛徒”。由此可见,在建国以后的几十年间,像我这样有一大批算是比较早从事于学习、宣传和研究党史的人,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提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这是不足为奇的(我曾亲自问过人民大学一位年龄比我还大的资深知名党史研究者,过去是否听说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回答说“没有”。也许有极少数个别老资格的研究者知道,但在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和环境中,也肯定是有顾虑不敢说的。因为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是个很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无历史依据?是否真实可信?根据我现在的查证与研究,这个说法有历史依据,是真实的,可信的。
  依据之一,或者说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高一涵于1927年5月22日下午在武昌中山大学讲演厅召开的中大全体学生、教职员及各界群众代表“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这份资料。它“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梗概。《报告》分两次在1927年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连载,共551字,等于是李大钊的一个简短传略,文字虽不多,但对李大钊生平经历大事,无一缺漏。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研究陈独秀、李大钊的珍贵史料。高一涵在大会《报告》中说:李大钊先生“……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时光过去36年后,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情节讲的更为具体动人了。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帐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帐薄,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高一涵的这段回忆,和前文所说1927年他在武昌追悼大会上《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相比,有一点明显的、重要的不同,就是他没有说陈独秀、李大钊在“化装同行”途中,曾“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情节,我认为高一涵是不会忘记的,但这次他为什么没有提到呢?对此,我也曾感到有些困惑不解。1998年我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这原因迄今还不是很清楚”,不过现在我倒是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等下文谈及相关问题时再说。
  对上述高一涵的两则回忆性材料,我在过去所写书稿和相关论文中,曾多次引述。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该文论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后一部分,又曾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北京大学》为题,刊登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并被《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摘载)一文中,对高于1927年所说陈独秀、李大钊“化装同行”,“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一语,进行了较多的评析,并征引了内容相似的朱务善的回忆4,目的就是要说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历史依据,高一涵在1927年的回忆是真实的,可信的。但从那时以后不久,我就听到有的朋友对此持有怀疑,理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人在骡车上谈话,高一涵又不在车上,他怎么会知道谈话的内容呢?还有的朋友认为:“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变化,也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所以李大钊是否可能同他一起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5最近我又看到了朱志敏同志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群众悼念李大钊会议上的讲演中说到李大钊曾于1920年初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路上同陈(独秀)讨论了组建共产党一事,这一回忆是否可靠?为什么高本人在同一时期写的《李大钊同志略传》中不谈此事,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中,也不再提及此事?”6结合这些问题,我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和高一涵的几次回忆,联系起来,又作了一些思考。我感到这一关乎党的创建的重大问题,有必要作一些补充的陈述和进一步的分析。值此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之际,我就把现在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以期与读者、同行专家共同研讨,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答案。
  总起来说,我对高一涵在1927年所作《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的回忆,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真实的、可信的。根据高一涵的几次回忆,现在大家对历史上1920年春曾发生过陈独秀、李大钊化装同坐骡车离京南下,或者说李大钊化装为陈独秀送行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均不持异议,存在的问题是两人在同行途中的骡车上,曾否“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对此,现在我仍持肯定态度,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要从当事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的处境和他们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来看。如所周知,陈独秀、李大钊是当时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袖人物,在全国人们心中威望极高。以他们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却采取了化装秘密出走北京南下的行为方式,从常理来说,是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驱使(或迫使)他俩出此“怪招”呢?这原因我认为就是他们当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遇到了面临着被北洋军阀政府立即逮捕的危险。特别是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三月,经全国营救出狱,又到武汉等地讲演,继续采取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立场,言词激烈。消息传到北京,军阀政府决定再次予以逮捕。如果再次入狱,出狱就不会那么轻易了,甚至可能有杀身之虞。因此,如何保护陈独秀,使之脱此危险,躲过这一关,就成为他的诸多朋友极为关注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作为陈独秀的亲密同事和战友,李大钊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由于要冒着很大的危险,只能秘密地进行,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还由于要躲过反动军警宪特的耳目,逃离出京,并非易事,这就不能不对如何才能脱险的行动,作周密的考虑,设计出一条非常人所能猜晓的万全之策。所以才有随后两人化装同行,一个扮作车夫,一个扮作讨帐商人,共坐骡车,秘密逃离出京这富有传奇性的危险一幕。这就是三十几年之后高一涵回忆所说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高一涵回忆采用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凭空杜撰的。
  由此可见,陈独秀、李大钊所采取的这种行为方式,看似“怪招”,其实不怪,它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而付诸实践的一种极具理性的行为。
  那么,陈独秀、李大钊是不是只要保住一条命,躲过北洋政府的搜捕,逃离成功,算是达到目的,就此止步了呢?不,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陈独秀、李大钊都不是怕死的,他俩的一生可以为证。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从未向反动派妥协过;李大钊多次被通缉,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北洋政府的绞刑架,从容就义。他俩都是极具个性化特征的历史人物,都有一种豪放、悲壮的气质,都有从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坚强性格。陈独秀是个秉赋十分外露、敢作敢为的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他可以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毫不留情面地大声呵斥,这种性格的人,是绝不会向反动派和恶势力低头的。李大钊则是那种外表谦和温厚,内心十分强硬,属于唐代文学家韩愈所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一流的人物。高一涵也说他“温和浑厚中有侠义气,故朋辈多敬而畏之”。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两个人物为争取中国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同北洋政府、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俩同受北洋政府的残酷迫害,命运把他们二人紧紧地联在一起,怎么可能他俩会在这时停止斗争、止步不前呢?
  那么,他俩又会怎样安排自己的后续行动,就是说怎样计划进行斗争呢?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他俩“化装同行”途中必然会提出来加以商讨的。这就有了“相约建党”两人的共同秘密承诺。也就是说,两人在落难途中相互道别之时,就共同计划,要秘密建立一个政党,分别从上海、北京两地组织发动。这个政党一定要是个革命党,或者近似于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那样一个革命党,以开展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伟大斗争。
  我认为,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当时所处的境遇、两人的思想基础和认知水平,结合他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气质来看,他俩在同行途中有过这种讨论,并共同达成了秘密建党的约定,这一点是肯定的。只不过是在仓惶出逃途中,对建党的内容和有关细节,未来得及讨论罢了。比如,连党究竟叫什么名称,都来不及仔细商议,以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对李大钊来说这是很明确的,就叫共产党,而对陈独秀来说则可能还有些犹豫,没拿准主意。所以后来等陈独秀抵达上海,建立党组织之后,才又叫张申府去问李大钊,李大钊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7陈独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于此可见,事实的前后映照是很清楚的。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坦陈看似很小实则意义较大、自己在研究材料时出现过的一个有欠严谨的缺点,就是过去我在引述高一涵1927年回忆中那句“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一语时,把句中的最后一个字“事”,都省略未写。当时以为省去这个“事”字,语句更能直接、鲜明地表现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建党意志和行为。似乎这样就能更多地增加党的威信,提高陈李两人的历史地位。其实,现在来看,这很不妥。因为从汉语的修辞来看,有没有这个“事”字,理解是大有差异的。没有这个“事”字,可以理解为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对“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有准备,意见已经完全一致,而有这个“事”字,则可以理解为陈、李两人是脱险途中仓促商议讨论了有关建党这件“事”,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形成了约定,但对这件“事”的某些方面和细节还可能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理解更符合高一涵回忆的原意,也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1920年时,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年龄并不大,陈独秀是41岁,正值中年,李大钊是31岁,还是个壮年。这样的年龄,他们原本秉赋的英雄豪侠之气并未稍减,经过磨砺,且更趋成熟。他们面临迫害,怒冲毛发,肝胆相照。誓同生死,相约建党,一诺千金。历史表明,他俩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这充分反映了他俩的英雄豪侠本色,也完全符合他俩的心理定势发展逻辑和行为方式。
  其次,从回忆者高一涵本人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及他回忆时的场合及背景来看。如果回忆者本人和被回忆者的关系很一般,回忆涉及到重大问题时,对其回忆的可信程度,是应慎重对待,认真研究的(当然,就是关系不一般,也应持慎重对待,认真研究的态度。这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而像高一涵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确非一般可比。高一涵和陈独秀是同乡,都是安徽人。民国初年,两人在日本时,曾同是《甲寅》杂志(章士钊创办)的编辑;陈独秀回国后创办《新青年》,高应陈之约,是主要撰搞者之一,两人交往十年多,相知甚深。再拿高一涵和李大钊的关系来说,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都攻政治学,对政治表现了异常的兴趣。在日本时,两人曾共建“神州学会”,并同是该学会机关刊物《民彝》杂志的编辑。蔡元培入长北大,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高一涵和李大钊又几乎是同时进入北大,执教政治学系,都是政治系教授,两人曾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是亲近的同事和朋友,相互过从甚密。完全可以这样说,共同的政治偏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高一涵对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很了解的。因此,他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是可靠的。
  再从他回忆的时间和场景来看。如前文所说,高报告陈、李有建党之约,是1927年5月22日,离李大钊被杀害的时间只有24天,还不到一个月;距中共成立也不过六、七年。而这时高一涵正值中年,应是记忆力很强的岁月。对他来说,讲李大钊的生平经历,并不是在讲什么陈年久远的往事,记忆会出现差误。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在讲现实的生活,而并非历史的追踪。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我认为高说陈、李有建党之约,也是可信的。
  再说高是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报告李大钊生平经历讲到陈、李在“化装同行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的。这是在一个十分严肃隆重的场合。参加这个大会的,除中大全体师生外,还有各界群众团体代表及英国劳工代表等共三千余人。著名人士李汉俊主持了大会,知名人物邓初民、潘震亚等也参加了大会。在这样一个场合,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经历,岂可信口虚拟,胡编乱造?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学者,高是决不可能这样作的。因此,从场地背景来看,我认为高说陈、李有建党之约,也是可信的。
  以上就是我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所作的补充陈述和分析。理由能否站住,我期待着读者和同行专家的批评。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就对一些朋友所提出的问题,作一研讨性的回答。
  第一,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在骡车上商议建党,高一涵又不在骡车上,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那肯定是高一涵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或者说是李大钊主动告诉高一涵和少数亲近朋友、学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如何帮助陈独秀逃出北京,是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议要秘密建党,继续反抗北洋政府,这是要冒杀头之险的,当然他们两人只能相互单线联系,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所以有李大钊单身护送陈独秀出险的一幕。等到李大钊已经完成护送任务回到北京,高一涵等肯定会要去向李大钊打听,于是李大钊就说了,或者李大钊回到北京就主动向高一涵等通报了情况。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应该说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实也就是这样。1963年高一涵的回忆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北洋政府欲在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回京时逮捕之,“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又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8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就是李大钊向高一涵等报告护送经过,并不是在他和陈独秀一分手回到北京之时,而是等到陈独秀已安全抵达上海来信之后,这可见李大钊考虑的是何等的周到。李大钊向高一涵等人报告了护送经过,自然也就讲到了他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商议计划建党之事。这不就很清楚地回答了高一涵不在骡车上却又知晓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在骡车商议建党之秘密这个看似迷团的问题了吗?
  第二,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高一涵回忆同一件事时,却又只字未提及陈、李相约建党之事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则要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和高一涵本人的状况去寻找答案。
  如所周知,1963年时的那个年代,由于国内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政治战线的形势,日趋紧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日益浓烈。只要一讲到党的创建,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把功劳算在毛泽东身上。那时,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错误”而展开的全党“反右倾”运动和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极端口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全国仍在持续地进行着反“右”倾的运动,陈独秀作为曾犯过历史错误的右倾路线头子,是经常地被绑在一起,不断受到批判和讨伐。这种批判充斥于各种党史教材和相关书稿中。我有一位朋友、北京大学一位讲党史课的教师,1960年写了一篇剖析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原因的文章,只是因为对陈犯错误的原因,在客观上作了一点辩析,就被人往上告发,到1964年就被宣教部门高层判定“为陈独秀翻案”,旋即被批判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被揪出。于此可见,早已死去的陈独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人为炒作下,仍然是有极大现实政治敏感性的历史人物。试问,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和氛围下,有谁还敢于提出陈独秀建党的历史之功呢?高一涵作为毕生致力于研究政治、又对政治颇为敏感的学者,他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层的。如果提出这一问题,完全有可能被曲解、遭诬陷、受批判而祸及自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不少现实教训为证的。我认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高一涵回忆不提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原因。(于此我想说明一下:迄今我没有看到过1963年高一涵回忆的原始笔录。我曾竭力去寻找这份原始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目的。因此,是不是也有可能高原来回忆是讲了陈、李相约建党之事,临到公开发表时被删去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确是忘了。)
  第三,1920年时,陈独秀的思想并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因此不可能和李大钊一起商议计划建立中国共产党。我同意那时的陈独秀还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关注劳工,同情劳工的命运,关注和欢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有他1920年前后所写的文章为证。陈独秀这时的思想很驳杂,保留更多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或者说这时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但这就会影响到他想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吗?不,不会的。因为激进的民主主义也是北洋军阀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决心,陈独秀也是不会动摇的。两方面势同水火,尖锐对立。这时陈独秀已具有“直接行动”和“根本解决”的思想基础。如果我们联系到这时他的思想已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联系到他与李大钊的亲密关系,不能不受到李大钊思想的影响,那么,在他们两人落难同行、郑重道别之际,秘密商议要建立一个同北洋政府斗争到底的革命党——从历史的本质看实即中国共产党这种事情,这难道不可能吗?客观地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去衡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个世纪80年代曾流行一种颇为时尚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没有几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具备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基础,从而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人为移植的,缺乏根基,是“泊来品”等等,这除了有海外某些人的恶意诬蔑外,就是有个别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列宁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条件套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完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实际,是一种俄国教条,不可不辩。
  第四,为什么高一涵发表在1927年5月《中央副刊》第60号上的《李大钊同志略传》(以下简称《略传》)未提及陈、李相约建党之事,这与他同时在武昌中大追悼会上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中所讲的陈、李途中相约建党是不是有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略传》和《事略》作一比较。《略传》以前我未看过,只是最近由朱志敏同志复印惠予借阅,才把它看了一遍,并对照《事略》作了一点比较研究。现在我就把看过比较后的的几点想法写在下面:
  一,《略传》与《事略》同为研究李大钊、陈独秀的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两者都源于高一涵,不过前者是高签名亲笔所写,发表于1927年5月23日《中央副刊》第六十号,后者是高在追悼大会上的报告,经参加大会“血友社”的记者笔录整理成文,分两次刊登于1927年5月24日、25日汉口《民国日报》上,两份资料面世的时间只相隔一天。因此,应视为是高一涵同时所作,一般来说,其所记内容,都是真实的,可信的。
  二,《中央副刊》和《民国日报》当时都是武汉国民党的宣传喉舌,其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而汪精卫的革命伪装尚未剥下,宁、汉两地仍成分裂对峙之势。李大钊牺牲后,武汉的革命空气仍然高涨,悼唁李大钊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一般来说,发表于武汉国民党喉舌的这一报一刊上纪念李大钊牺牲的材料,也应是真实的,可信的。
  三,《略传》和《事略》记述李大钊生平经历业绩,基本相同,但有繁简之别。《略传》相当详细,共有2500余字,《事略》则较简单,只有500来字。这大概是由于《略传》为刊物提前约稿,高一涵写作时间比较充分,因此对相关内容的情节写的比较详尽具体。如对脱险经过,《略传》写道:“时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是年因散布北京市民宣言反对安福系事被捕系狱三越月。出狱后潜离京赴上海,由上海至武昌讲演,折回北京。甫至京二小时,即被警察追踪而至,陈逃至北大教授王星拱宅,与守常偕乘驴车由通州至乐平,守常割去胡须,带上瓜皮小帽,手携旱烟袋,盘膝坐车上,独秀着王宅厨役油背心,望之俨然两商人也。沿途因守常操北音,故无人盘问而安然脱险矣。”这与几十年后1963年高一涵的回忆,几乎完全相同(见前相关引文),细节描绘惟妙惟肖。足见脱险一事对高一涵印象之深。而《事略》是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的报告纪录,一则,报告时间有限,不容许讲的很多;二则,记者也不可能把高所讲内容全记下来,再经过整理概括,相比较而言,《事略》比《略传》就要简单多了。但所记下的都是李大钊的重要经历和所作大事,少有赘语。《略传》记述了不少高一涵本人和陈独秀、李大钊相互交往过从之事,《事略》则完全阙如。《事略》所记陈、李脱险经过,言简意赅,特别是写有“化装同行”“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一语,我认为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记述。这或者是高一涵在大会上就这么讲的,或者是高一涵在大会上讲了这种意思,由记者笔录整理概括而成的。但不论是何种情况,如果高一涵没有在大会上讲到陈、李脱险途中有相约建党之事,记者是决不可能写出这样一句话,《民国日报》也是决不可能这样刊出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略传》在写了脱险经过紧接着就说:“独秀脱离北大后,即往沪,从事中国共产党之组织,守常最先加入。”这几句话足可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一语之有力佐证。就是说李大钊在获悉陈独秀抵达上海按约定建立党组织后,他也就按约定率先在北京建立了党组织(即所谓“最先加入”),以为响应。文字表述虽有差异,但两相印证,事情是很明白的。
  此外,对于高一涵来说,我们还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在同行脱险途中所作的一件最具历史意义的事情就是两人秘密商定要建立一个革命党,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但在几十年前1927年那个时候,高一涵或许并不这样认为而给予特别关注,很有可能当时他最为关注的是两人如何脱险和脱险经过,所以在《略传》中对脱险情节描述很多,生动具体,而对途中相约建党,却未直接提及。这并不值得奇怪,而是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们不能据此而就认为《事略》中所说“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是不可靠的。这两者之间原本也就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
  因此,我认为《略传》与《事略》是具有同等可信程度的珍贵史料。两者的篇幅尽管有大小长短之不同,文字表述也有差异,但两者所写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又出自于同一个人,它不可能是两份相互矛盾的材料,而只能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材料,如果我们把二者这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许更能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他是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呢?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谁?有几位?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我们党有两个历史决议,都没讲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见到有哪份中央文件讲这个问题的。过去讲党的创建时,一般只提参加“一大”的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代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一大”纪念馆,也都是只挂毛泽东等少数几位代表的照片陈列展出。陈独秀和李大钊虽也都有照片陈列,但他俩都不是以党的创始人的面目出现的。陈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是作为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陈列展出他俩的。改革开放以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重被提出,现在已有不少出版物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家都无异议。所谓主要创始人就是对党的创立和建设起过主要作用的人。有“之一”,就至少应有“之二”。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最早提出和发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他并具体领导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党的发起组,又被连选为五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他历史上犯有错误,后来被开除,但他的这种建党创始之功是不能抹煞的。他理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们应该恢复他的这一历史地位。
  至此,我还想就毛泽东对党的创建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说上几句。如所周知,毛泽东并没有最早提出和发起建党。但他出席了党的“一大”,是“一大”代表,又具体组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党的创建。其后他又一直积极参加党所推动和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写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建党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解决了在长期远离大中城市、农民是主要群众的农村环境,又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并长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成功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问题。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指导着党的建设的实践,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在随后不久,又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从一个在野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直至今天。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就不会有如此辉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在毛泽东建党思想指导下,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因此,总起来看,毛泽东也理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
  邓小平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这是客观的、正确的历史评价,也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转引自吴信忠《红楼两巨人》,《人民日报》1981年6月30日。
  2这句诗过去曾写做“茫茫黑夜”,现经查证,应是“漫漫黑夜”。
  3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3页。
  4见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注释{104},《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第299页注1,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朱文《李大钊研究回顾与前瞻》。
  7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8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责任编辑:谢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