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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苦学 印缅远征

作者:闻 山







  回顾20世纪,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场浩劫。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凶暴最残忍的战争。日本侵略军是没有人性的野兽、豺狼。
  
  日本鬼子的炸弹
  
  这场战争是从我刚进初中一年级时开始的。
  我已懂得,东北三省沦陷,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也知道东北人抗日游击队,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奋战,宁死不屈。当敌人在广东沿海登陆,广州市沦陷了。敌机从电白县海边飞到茂名。我第一次听到哭泣似的防空警报,日本飞机就飞到了家乡上空。我们这座古老纯朴的粤西小城有完整的城墙,防空洞就挖在城墙里。很厚很结实的城砖可以保护钻进墙洞的人。我看见敌机擦着城墙飞过,俯冲投弹。日本人的脑袋看得清清楚楚,机翼上两块日本旗血一样鲜明。炸弹像黑色的大萝卜斜着飞落。我急忙进洞。爆炸一声接一声,头上的泥沙往下掉。我觉得自己像老鼠似的,被人家欺侮。但我没想到死,也不大懂得害怕。敌机飞去了,我掏出小本子,记下心中感受到的屈辱和仇恨。高州中学被炸了。这是“高州府学堂”,前清时考秀才的地方,日本人选中它来打击我们的心灵和抗日的后备力量。我们班的课堂、一座古老的木结构双层楼阁,被炸成一堆瓦砾。校内池塘边也扔下了颗炸弹,把厨工队火削成两截,还炸死另一个工人。(数十年后,我写了一块碑“勿忘国难”立在塘边,给小同学们看。)
  还有一处被炸得更惨。国民党“拉壮丁”,把近三百个农民和城郊贫民关在城中一座会馆里。军官躲敌机,怕“壮丁”逃跑,把大门锁上溜了。炸弹把大部分人炸死,很多人被埋在砖瓦里,断手断脚飞挂在树上。国民党也不认真去挖土救人。天下小雨,几天后废圩底下还有呻吟声。
  教我认识世界的是日本鬼子的炸弹。
  学校只好搬到偏僻的山村里去。我们学会穿着轮胎做的“千里马”,一天走九十里,顶着几雨烈日,从城里走到学校。生活艰苦,只能住祠堂、庙宇。初三时我们一班人住在一座土地庙里,八个人一架床,分上、下层住,我头顶(躺下来)就对着白胡子土地爷。幸亏他没嗔怪,半夜老虎到庙门外哼哼,也没有被吃掉。那时候深山里常有老虎,吃人是不稀罕的。我高一那年,爬在祠堂窗台上看山景,就看到一只黄斑大虎,从长满松林的山头上奔腾而去。但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比老虎可恨得多,残暴得多。我参加抗敌宣传队,画鬼子杀中国老百姓的漫画,演街头剧,学着用斗大的“美术字”写救亡标语。暑期也到各分演出,燃着松明火把,穿过荒野山林,一路去,一路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怒吼吧,珠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要奔赴沙场……”强有力的火热的歌词,使人热血沸腾,心中充满誓死抗敌、宁死不屈的勇气。我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文学艺术作品的巨大作用;文艺必须与人民与时代同步前进,或者说,应该推动时代前进。
  高中毕业了。我家的亲戚给了我一些路费到桂林考大学。日本鬼子几乎每天出动轰炸这座重要的“文化城”。天天要钻山洞。有一天我实在走警报走厌了,留在满床满壁都是臭虫的竹楼旅店休息。却来了整一百架“零式”飞机,遮满了天,炸弹纷纷落下。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这次敌机扔了许多燃烧弹,烧掉两条街,死了不少人。日本鬼子如此猖狂,但中国绝不屈服!
  
  云贵高原
  
  此时我三哥已在昆明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写信来说,西南联大是“民主堡垒”,北大、表华、南天三个大学许多有学问的名教授集中在联大,叫我立刻到昆明去,还介绍了一位联大学兄领我上路。而我却遇上了一件倒霉事:缺乏人生经验,把全部不多的一点旅费放在短后面的口袋里。为了请一位同学看电影,挤进人堆里买票。挤到窗口,一摸口袋空空,这回可吓得魂都掉了,立刻冒出一身冷汗。怎么办?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想来想去,只好厚着脸皮找一个做生意的同学借钱。头一次遭了白眼,一分钱也不肯借。回旅店躺了半天,不能偷,不会抢,只能硬着头皮再去!十六岁年纪,在那个商人面前苦苦哀求,就差没跪下了!我发誓一定要还给他,最后才借到一点旅费。
  我生长在粤西山区,也看过一些经常去遮雾盖的高山,但它们比起云贵高原重重叠叠的崇山峻领,就可幼稚小气多了。刚开通不久的西南公路从广西入贵州,经过黄果树大瀑布,盘县的“二十四盘”弯曲险路,经过无数悬崖深谷,沿途路标上常常是一个骷髅,两根白骨,警告司机到处都是危险。买了车票,可以乘同一公司的所有路过车辆。因为车子随时会抛锚,遇险。路帝山壁上不时可以看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了祖国河山!”等大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这句口号是别处看不到的。它显示着敌人封锁造成的极度困难局面。我们乘了几次木炭车。这种车载人走如此艰险的山路,是值得探险家也尝试一下的。车子不破旧到一定程度,不会安装上那个高达一米多二米的木炭炉。助手天不亮就开始烧炉子,用手摇吹风机煽风,老半天车子才能摇摇晃晃地开动上路。爬坡时就出现杂技式的镜头。车子没力气了,爬不上去,就往后倒退。助手立刻像猴子那样飞快地跳下车,拿着一个带把的三角木头,往后轮底下塞。车子咯崩一声,成仰角停住,然后助手又摇吹风机,摇上半小时,把铁炉烧得通红,司机再发动,一鼓作气往上爬,竟然就爬上去了。好多山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跨过。但如果还是爬不上去,熄了火,或是下雨路滑,车子倒退止不住,那么,就有变作山谷底下翻转的铁壳壳的可能,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
  我和那位联大学兄经历过一次奇巧的生死选择,值得永远纪念。我们在太阳快下山时车子抛锚了。大家都心急如焚,盼望快来一辆别的车子。半个钟头过去了,有辆汽油车从后面开来,停下了。不少人拥挤着往车上爬,我俩也拎起行李准备过车。忽然我一眼瞥见后轮上十颗螺丝钉只腠下三个,心中一愣。我拉着同伴说,不要去了,他上了车只好下来。第二辆车到了,我们才爬上去。往前去不到一个小时,便见刚才那辆车已翻下谷底。是不是螺丝钉出了问题呢?我不知道。生死就是那么偶然!
  但危险并不妨碍我观党从未见过的宏伟山景。这是巨人的阵地,是山的海洋,山的浪涛,它们是活动的,奔跑着,牵连着,一排排地向前涌动、挺进,好大的气概呵!云贵高原的群山,铭刻在我灵魂深处了。
  
  “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经过十三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昆明。我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了联大,拿教育部的“资金”吃饭上学。从校舍的简陋、教员学生生活之艰难来看,西南联大恐怕是世界上第一流贫穷的大学了。“新校舍”的土围墙里,难得看到一块砖头,因为学生宿舍全是以泥砖砌墙,茅草盖顶。高原龙卷风突袭过来,茅草就会升天。跟着下雨,谁倒霉,谁就就撑着雨伞坐在床上过夜。宿舍四周全是萋萋野草,房屋的“地板”全是压实的黄泥。到处是老鼠、跳蚤。白天跳蚤在上课时咬你,夜晚在被窝里叮得你无法安睡,常身瘢痕。我靠抄钢板、卖报、当家庭教师赚些零用钱。上学几年几乎都是站吃饭。吃的是国民党配给的仓底霉米,还夹着老鼠屎和沙砾。早上大门口外,有喝豆浆、煎蛋裹糯米的小摊。冯至教授穿着蓝布大褂和戴一顶大破草帽的哲学家沈有教授的身影,常在小摊前出现,都一律站着喝豆浆。穷学生连这样的早餐也是很少吃的。
  校门外就是公路。常有一队队“壮丁”被捆绑着、像囚犯那样押解着走过,衣衫破烂,瘦弱得皮包骨头。有一次,在寒风刺骨的早晨,我看见一个军官用皮鞭抽打一个身上只挂着几块破布条的“壮丁”,裸露的皮肉冻得红赤带血。走不动了,鞭子强迫他走。跪着哀求也不行。“国民政府”把老百姓看得还不如牲口。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就在在日本的刺刀、炸弹和国民党这种“德政”中学习“民主”课的。
  自蒋介石袭击共产党新四军之后,联大的进步力量曾一度沉寂。但很快就发生了孔祥熙二小姐带洋狗坐飞机的丑闻,同学们恨透了发国难财的蛆虫们,“讨孔”运动爆发了。我到学校时正是民主运动又汹涌发展的时刻。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吴晗先生和张奚若、钱端升、冯至等名诗人、学者,见后投入了民主斗争的浪潮,和同学们一起前进。我参加了以闻一多先生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以诗画作武器,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腐败政权作斗争。“新诗社”不仅仅是联大同学的,它向社会打开大门。开朗诵会时,常有校外的报社职员或学生来参加,他们作自我介绍,带来自己的诗朗诵,听大家的意见。“新诗社”的朗诵会是很成功的。闻一多先生是天才的朗诵家。他朗诵田间的抗日街头诗,艾青的《大堰河》,以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内心的激情、有如大提琴那样的声音,紧紧抓住听众,使人情不自禁地跟着朗诵者进入诗的境界。田间的战斗诗篇,节奏短促而强烈的语言,的确是激励人民坚决抗日的大鼓,所以闻一多称这为“鼓手”,并提出大家要写与人民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
  
  闻一多先生
  
  我永远怀念那一次“新诗社”的小聚会。十几个人挤在一座小楼的宿舍里,闻一多先生也和我们一样,坐在稻草编的草墩子上,背靠着墙。我们交换着看各人带来的诗作。我把一首诗送请闻先生批评。他很快看了一遍,便举起来朗诵:“《山,滚动了!》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 黄河 扬子 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 太行 大别 野人山拉手啊!……”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进。在我耳中,这似乎已不是我的诗句,而是闻先生发自胸中的心声。我非常激动,感到幸福的温暖。但是我完全忘记了当时闻先生和同学们说过什么话。不多久,有个同学告诉我,它在昆明《扫荡报》发表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这诗送去的,我猜想是闻先生。后来听说它被闻先生编进《现代诗抄》,还和别的诗被译成英文,寄到国外。闻先生被国民党杀害后,朱自清先生编了第一部四卷本《闻一多全集》,这诗就永远和全集在一起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中也有它。这是一件对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当什么作爱、以文学为主要工作,但闻一多先生对这诗的肯定,使我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有了一个标准,对创作和生活有了一种方向性的理解。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有多少文学修养?但的确有一种坚决与敌人战斗到底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人都共有的,这就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时代的精神。我是融入大海的一点水,祖国伟大的山河与我同在。因此,它记录了民族心灵的呼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当时抗战仍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区疯狂地进击攻陷长沙,逼近桂林,这诗却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胜利,而且我后来的经历又证实了这种预感,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从军行
  
  当日寇攻陷桂林,占据都匀、独山之后,滇西也进入了敌人,情况更危急了。我觉得已不能再平静地呆在学校里上课。这时美国逼蒋介石加强缅甸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喊叫“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联大校方支持。我和两个“新诗社”的同学(一个是何达,后来他在香港去世)在校园内转圈子议论了两夜。我决定上战场打击敌人,并且想尽可能地做工作,团结大家改造旧军队。我请他们把我的意见告诉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给我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八个篆字。冯至先生也写了,认为这是重要的“决断”。我们要抗日,蒋介石却是他另一种打算的,他还要准备将来和共产党打内战。闻一多先生在校内讲了话,支持抗日,又指出国民党不要玩火。有二百多联大同学放下笔和书本,穿上了军装。
  杜聿明曾经率领部队在野人山和日寇交锋,打败了,此时已回昆明。他给我们作报告,说中国知识青年要组成新军,我们将要驾驶坦克在缅甸战场上歼灭敌人。这番话激励了我们的情绪。我和一些同学急切地盼望开着战车压向仇敌。1945年2月,我们终于登上美军运输机飞向印度。登机前在机场等了一天,没吃上饭。机舱空空的,没有座位,几十个人全坐在舱底地板上。飞机开始在苍绿的山峦上空越过,不久就看见雪山。先是头上戴着银盔身穿铁甲的山群,然后渐渐进入完全是冰雪的王国。大肚子运输机开始感到力量不足,用力爬升。高空气流突变,飞机擅抖着,像在海浪中艰难前进的小舟,在浪谷浪峰间被抛上抛落。寒冷逐渐浸透不厚的军棉衣,肚中饥饿,有人开始呕吐了。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精神,从升空后就一直被窗外不断变动的奇景所吸引,只顾盯着这巨人的战阵细看,心中不断涌起奇异的联想,忘记了肚子空空的问题,也不想呕吐。好多人都躺在地板上不敢动,吐得满舱是黄水。我自然无法帮助别人,但没感到要躺下,依然看我的风景。也许是到了喜马拉雅山被称作“驼峰”的领域,飞机的爬高能力也到此为止。眼看着一座座巨大的雪峰从机翼下擦身而过,有的好像就挡在前边,真是惊心动魄;随时可以粉身碎骨!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统计数字:当年飞越雪山遇难飞机468架,中美士兵军事人员牺牲一千多人。
  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降落在印度汀江。雨下个不停,衣鞋湿透,而且很久吃不到饭,大家一肚子气。更糟的是,宣布成立“中国驻印军暂编独立汽车第一团”。叫我们开坦克是撒谎。国民党不敢让联大学生掌握坦克部队。蒋介石害怕民主思想。但我没想到他们连枪都不敢发一支给我们,一直到战争结束,我没摸过枪,只在危崖险峰中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但别的汽车团却是武装走私的最好岗位。把炮弹壳掏空,装上手表口红甚至金条,当军火运送,真是“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就我们这些“傻子”,跑了几万里,却两手空空。
  在汀江,我们全换上英国土黄色的军装。天气那么热,却发给很厚的羊毛袜,黑皮军鞋。没掌干,在雨水中熬过了一段窝囊的日子。军营里潮湿发霉,夜晚人挤在一堆,在大铺板“床”上夹着,简直翻不了身。身边就是树林,成群的猴子深夜从远处山边涌过来,一阵又一阵的喊叫,凄凉得像哭丧似的。它是喊肚子饿还是高兴?实在说不明白。但军营里来的东西却失窃了。能吃的都被偷去,鞋子也被扔到树底下。我夜里站岗放哨时见过矮小的黑影子,从营房窜到树上,这自然是它们在“摸营”。据说,当地农民很恨猴子,因为它们把玉米和能吃的东西都尽兴糟塌,弄得人们苦上加苦,可是我们没有枪,奈何不了这些畜牲。
  坐了四天四夜无坐位的货车箱,我们团到了中国驻印军总部所在地蓝伽。这里有战车部队、炮兵、汽车兵,各种训练场地。清华大学毕业的孙立人将军是总负责人,据说比较开明,缅甸战场的胜利与他有很大关系,但后来在台湾倒霉,郁郁以终。
  
  印度风情
  
  我们因在蓝伽的营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战俘住过的。一大片红砖房,中间隔着一条条空地。英国人供给我们最糟糕的食物,几乎天天都是气味奇特的肥肉,据说是澳洲的野牛。开始时简直难以下咽,后来稍为习惯了,也吃不了几口,便往地上扔。天上盘旋等候着的一大群老鹰就箭一样俯冲而下,叼起肥肉飞去。有时来了几只十鹰,满天飞窜,连续俯冲,确是一种奇观。有个同学捡起一块砖头伤了一只大鹰,抓住养了十多天。终于因为难以带它回国,还它以自由。印度酷热,此时已是夏天,白天近40度。但身上很少汗水,出汗很快被蒸发了。放在地上的木板床烫身,不到半夜后睡不着。印度老百姓穷苦得出乎我的想像,有许多乞丐、妓女。一条脏布身上一裹,倒头便睡,天地便是房屋。但在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却有不少富豪。连山盖野的茶园里,贫穷的印度妇女在烈日下采茶,英国主人漂亮的别墅在树丛中分外显眼。我们在“中美汽车学校”学驾驶。有三个美国老师,一个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上尉,个子不高,遇到我们学习达不到他的要求时就批评,但并不轻视中国士兵。另一位是大学生,上士,身子高瘦,戴着近视眼镜,很斯文。还有一个小伙子下士,嘴唇上刚长出浅黄色的胡子,后来我发现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大概是穷人家的孩儿。三个人都很负责任,讲课,教开车,收效显著。各种类型的美国军车,我们八天就能驾驶。而且经过夜晚灭灯、困难地段驾驶训练。据说这打破了学校的记录,联大同学全部合格毕业。于是开始了日夜繁忙的军事运输。两个人负责开一辆十轮大卡车,来往于蓝伽与加尔各答之间。卡车和后面拉的拖车装满了军用物资枪枝弹药,用布蓬盖得非常严密。常常是天刚亮开车,直到太阳下山后才宿营,与美国兵住在同一营地。和美国兵一起排队打菜用餐,也没有受到不平等待遇。大概他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是勇敢的。只是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打交道时,有些人往往显得毕恭毕敬的,很有点奴才相,我看着心里特别难受。
  英国兵却非常可恶。有一次我们开车到加尔各答,正好是休假日,几个联大同学上街观赏市容。这座和广州一样热闹的城市在大河的出海口,有宏伟的大桥,绿树的浓荫。有着梦一样的大眼睛的印度少女,披着蝉翼似的雪白的“沙丽”,在海风吹拂中飘飘欲仙。书店也整洁,主人看见中国兵来了,友好地招呼,说着带有印度味的英语。我买了一本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吉檀伽利》(当时国内还没有中译本,这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它帮助我用诗哲的心去理解印度,理解自然和人)。逛街口渴了,看见门口挂着“盟军俱乐部”牌子的酒吧,我们就走进去。满屋子都是英国兵。我们正要坐下,这群家伙竟然嚷起来,喊“中国人出去!”我们和他们争论,这明明是盟军俱乐部,为什么我们不能进来?他们好像白痴一样,听到了,却不能理解,照样大吵大叫,还站起来似乎要有什么动作。我们人少,当然也不会为此打架,只好一肚子愤恨退出。我们早已知道,英国人欺压弱小国家是凶狠的。但日寇在香港登陆后,数以万计的英军立刻举白旗投降。在缅甸战场早期,也是几万英军被日军包围,美国人要求中国军队紧急救援,对日军发动强攻,才把他们救出来,否则又统统当了俘虏。现在他们在印度,是殖民地的主子,就还如此猖狂,一副流氓相!
  在加尔各答我还见到一场火灾,这件事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天我住在美国兵营,看见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很美,便取出速写本描下它的轮廓。左前方一幢楼,用茅草搭个凉棚遮阴。一个英国人坐在下面乘凉,挺舒服的样子。但不知他为什么吸烟吸足了却把烟头一抛,正好抛进茅草里。不一会儿,青烟从棚上冒起,很快就变浓,因为有风,风又煽起火苗,火头逐渐扩大。那人去取水泼火,可是风矿太大,毫无用处,眼看着火势蔓延,把棚子烧光。奇怪的是没人去救火。一些印度人站在近旁看热闹,还说笑。我觉得“大英帝国”是“罪有应得”。但是在美国军用列车上,我也看到公我这个满脑袋“民主”的人感到奇怪的事情。黑人士兵不能和白人士兵乘同一个车厢,黑白分明。在艰苦危险的中印公路上修路的也是黑人,很少白人士兵出现。我对美国的“民主”“平等”不能不打个大“?”。
  1945年5月9日,在加尔各答,我听到德国法西斯投降的大喜讯。人们欢笑、歌唱,美军营房的牛排、肉饼那天也特别香。我心里想,现在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了,胜利的时刻快到了!但运输并未减速,缅甸战场上,以中国军队为主力加强攻势,我们当然要加紧后援。
  印度是神奇的。在这辽阔的国土上,牛是神物。公路上常倘佯着大水牛,没人知道它来自何方。在加尔各答热情的街道上,它可以悠然散步,无人干涉,汽车也让它。荒凉的山野里,有为人体“天葬”用大石砌成的石台,猛禽和乌鸦在此聚餐。我们车队经过,一大群一米多高的秃雕站在路边,瞪着血红的圆眼看我们,一点也不怕人。我们还遇到在林中举着图腾跳舞的原始部落。后来我们团集中到印度东北角的雷多,此处是著名的中印公路的起点,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军营帐篷搭在原始森林边沿,抬头就是几十米高的大树,一些巨大的蜥蝎从树根以惊人的速度往上爬,一会儿就变得很小,隐进树叶里。经常有暴雨,简直是天河倒泻。夜晚,听到老虎低沉的吼声,离帐篷不远。我们不怕野兽,就怕当地一种叫“红虫热”的热带森林传染病,它令病人发高烧,很快就死亡,团里有两个中学生得病死了。
  近旁有一条小河,河水很急,是黑色的,因为河水从森林流出来,全是腐殖质。天气酷热,我们每天下河一两次。河边有野芭蕉,有的还结了果,这是野象的佳肴。第一天到河边是清晨,阳光透过树梢薄雾,斜照在小河上。一条水蛇扭着黑色的身子,正从岸边游向对岸,非常敏捷。忽然耳边响起非常悦耳的音乐,像大提琴的合奏。我惊奇极了,到处张望,寻找芭蕉树丛中,发现两只比手掌略小的巨型知了,正和四周树上的伙伴们共同欢唱。这音乐震荡山林,如同天国梵音,美妙极了!林间草上,还飞舞着碗大的蝴蝶,那色彩、图案之美,不是人的画笔能画出来的。
  在蓝伽,我把飞越雪峰时的感受写成几首短诗。但自己觉得没有多少分量。后来逐渐感到国民党旧军队的恶习,在下级军官中根深蒂固,团长虽然比较开明,是个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少将,他也曾说过,军中账目要公开,要听众人意见之类的话,可是从上头来的和下面做的却是另一套。我们从印度寄回去的信全部要检查。我给闻一多、冯至两位老师写过信,同学来信说也通通被剪过。有个同学把一份自昆明寄来、呼唤民主的材料贴出来让大家看,就让宪兵抓去,说是共产党要造反。我们这个团是国民党其它部队的眼中钉,喊我们“民主团”。战车营有些思想极反动的军官竟然说要打我们。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伸进来了。发现游泳池里有一具联大同学的尸体,身上大块大块的黑色。不让细问,也打听不清。接着服务营二连、四连被解散,联大同学被分插到别的连队里。解散之前,他部同学聚集开了一个会,点燃了白腊烛,编了一个歌,大家沉痛地唱着,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我逐渐感觉到在这种环境里想改造这样的军队是幻想。看到印度人民的穷困,想着中国老百姓的命运,都看不到光明,我写了一首诗《黑土》,其中有“时间拖着灰色的长尾巴,沉重地压着大地。人群睁着昏瞎的双眼,在荒原上流荡”这样的句子。回国后请闻一多先生看,他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了几道,旁边写上两个大“?”。后来他在学校给从军回校的同学讲了一次话,就说,“今早,有一个从军同学给一首诗我看。好诗,但写得我不同意。他说印度人怎的谈希望了。是人就有希望,只要我们团结和醒觉!”除非我们是苍蝇,是臭虫……尽管受尽压迫和痛苦,终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而不是美国人的世界。印度有希望,何况我们中国!”闻先生也谈到我们在加尔各答“盟军俱乐部”受到的侮辱,“可见你们个人在国内,可以很神气,而在国外,人家就不管你什么东西了。所以国内不改善,在外人看来,你们只是一样的中国人!把这些经历,反省反省,认得清清楚楚,就不会白去了。”
  
  回国
  
  我们终于驾驶着全部新的吉普车(带拖斗)走出新开阔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路)回国。这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悬崖深谷,有毒的山泉,大蟒、虎、象的王国。记不清盘绕攀登过多少座渺无人影的大山,跨越过多少急流,才到了缅北战火燃烧的战场。密支那市郊的树林全烧成一根根木炭。一列列火车,被炮火穿透,像蜂窝似的。日寇曾经死守密支那,狙击手躲在大树上射击,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美国兵被打怕了,中国军队冲在第一线,最后还是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把所有树林烧光,日本鬼子烧成焦炭,才恢复缅北。
  在中缅交界处,公路绕过一座大山。路边山崖下有不少地堡,已被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击毁,烧成一个黑糊糊的洞口。洞外有烧的军用品,散乱的文件。日寇挖通了这座山,里面道路纵横,住着几千兵士,准备了长期坚守的弹药,给养。中国军队为了打开中缅通道,牺牲了几万人。在阴雨中我们透望附近的山头,到处是重重叠叠的坟墓,像无数个馒头,堆积在荒山上。这都是战争恶魔的罪恶记录,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欠下人民的血债。
  在畹町进入中国,我又重见祖国的山川农舍,人们是那样憔悴穷苦,我放不下心中的石块。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连绵不断的群峰,依然危险地阻挡在面前。攀登怒山时,白云在车轮下飞翔。跨越山脊入下盘旋,一个个险弯令手中的方向盘飞速旋转,满头流汗。看见怒江在山脚下蜿蜒而去,一不留神,车子在急弯处往下冲出公路,人、车就要飞下去。奇迹在千分之一秒中出现了,一块大石挡住右前轮,车没翻下山。但左前轮已悬空,只要稍为倾斜,失去平衡,就还要滚下去。于是用倒挡、加上前轮转动,轻轻地倒车,缓慢地回到公路,又飞奔向脚下怒江滚滚的急流。
  从雷多回到昆明,去了十一天。沿途没有可住宿的军营,三个人每夜只能蜷缩在小小的吉普座位里,还经常浇着滂沱大雨,很难睡得着,我的偏头疼开始发作。幸而已到终点,全团驻扎在离昆明市不远的车家壁待命,我的神经系统才得以松驰。
  又见到联大亲切的老师和同学。太平洋战事急转直下,日军死期不远了!我们很多同学不顾在汽车团呆下去。我和一些考入译员训练班。整天背军用术语、单词,但已心不在焉。终于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了!我们欢天喜地,整个昆明黑夜也成了白天,人都挤上街头。译员训练班最后一期结束,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但是在汽车团的很多同学还未能离开,后来才陆续返校。
  如今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烈士墓和闻一多先生衣冠前面,竖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前面是闻一多先生篆书碑额、冯友兰先生撰文、罗庸先生书丹的碑文,后面是“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校题名录”,列入姓名可查的834个从军学生(但估计实际数学要超过此数)。北京大学校园内后来也仿制了大小相同的一块碑石,让人们追忆过去过去的历史。
  1999年9月9日北京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