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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归来琐忆

作者:龚育之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

  《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八十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


  这并不是要表达对“纯学术性”研究的某种轻视,相反,胡绳说过,他对做出这种“纯学术性”成就的学者还时时引起尊敬和羡慕之情。但是,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而这个选择和自觉,胡绳是不悔的,不惟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作这个选择。

  这表现了胡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执着。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着,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八十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十五岁那年,他在学校里就跟同学们一起筹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三十岁写出《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四十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一九五八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三十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开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它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我希望有别的同志,得到较多机会在胡绳身边工作的同志,会来分析这部交响曲,但我不是适当人选,因为胡绳一九五五年就离开了我所在的中宣部。一九五八年《红旗》杂志在沙滩创刊,和中宣部在一个大楼里,胡绳是《红旗》副总编辑,毕竟不是一个机关。我只记得零星的几件事:

  一九五八年夏季,小麦放高产卫星,于光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孟用潜写了一篇歌颂文章,都在创刊不久的《红旗》上发表了。那时在《红旗》发表文章,还是一种殊荣,我得不到这种殊荣,也在《学习》杂志写了一篇《农民与科学》,都是歌颂大跃进的。狂热过后,冷静下来,这都成了要检讨的事情。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是一个纷纷作检讨的大会。胡绳作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作过一个检讨发言。别的检讨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检讨了那两篇歌颂小麦高产的文章,说,当时编辑部请了一位科学专家,讲小麦高产的科学意义,又请了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讲小麦高产的国际意义。我在那个会议的文教部门小组做纪录,有责任做简报。我想,在小麦问题上于光远算哪门子科学专家呢,就自作聪明,没有的用科学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代称,而径直用了于光远、孟用潜。那时,简报无需送请发言者过目,就发出来了。没想到,这却违背了胡绳的愿意,他把我叫去,说:“我记得我没有提他们两人的名字呀!”我承认是我加上去的,并说明了加上去的理由。胡绳叹了一口气,说:“文章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检讨应该编辑部来检讨,怎么能批评别人呢!”因为这是领导对我工作失误的一次批评,所以至今记得。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一九六三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情况,我算是知情人。我写过一篇《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虽然他们被召到杭州去,原说是要准备为马列著作写新序的。毛泽东也谈了写序的事,但一带而过,主要是谈学术理论界思想批判的事,其中包括“戚本禹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姚文元文章,就是指他的《评<海瑞罢官>》。后来这要害在“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胡绳“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但是,据胡绳后来说,关锋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且传达出来的毛主席讲话,也有要害在罢官的意思。这有三点可证: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几,周扬听说了要害在罢官,忙要我们加到署名“方求”的批判文章中去;二、一九六六年一月,许立群写汇报,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罢官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篇,现在应该如何掌握;三、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里写了要害问题。所以,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特别是二月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提纲随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好似黑云尽散,只要开个会,传达一下《汇报提纲》,就可以照章办事了。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学术上的主持,一个是《汇报提纲》指定的办公室主任,双双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一九九四年,忆这次出游。诗曰:“卅载金牛访旧乡,草深树密杂花香。当时那识风涛恶,犹试龙家抄手汤。”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瞢然不知也。”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