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序

作者:■ 全冲及 张朋园







  序一
  
  狭间在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中文本,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都值得一读的。
  谁都知道,中国思想界在近代经历了空前剧烈的变动,它的突出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相碰撞而引起一系列深刻变化。这场思想大变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汹涌奔腾,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戍政变记》)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许许多多原来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一种新的觉悟,认识到再也不能死抱着祖宗留下的旧有那一套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他们如饥似渴地尽力从国外汲取新的知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那时候,在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普及新知识、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方面,也许没有谁的贡献能够同梁启超相比。他那时介绍的西学几乎无所不包,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教育、罗学、文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等方面。这正适应看当时中国人渴求获得新知识的需要。严复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西学传播者,但他的译书“理深文奥,读者不易”。梁启超的文章却明白畅达,对人有着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他自己说:“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术概诠》)这些话并没有夸张。它对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称得上前所未有,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有如狭间直树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如果对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的这场大变动也就很难有完整而真切的把握。
  但是,梁启超并不懂得西文。他向中国人介绍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都经过日本的中间媒介。他说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清代学术概论》),而他自己并不能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刊文章,无法直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他所知道的,其实只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和译介过来的东西,其中自然包含着日本学者自己的印记。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变动,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思想界异常活跃,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既多且快,并且往往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彼此间展开热烈的争论。这些,自然都会对留居日本、密切注视着日本一切的梁启超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文章中的内容,有些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创见,只是用他那支“条理明晰”、“常带情感”的笔,对日本出版物中流行的看法加以概括和复述罢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不少正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有时梁启梁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发生陡然变化,也常同当时日本思想界的争论和变化直接有关。他接受德国学者伯伦智理的国家学说,是由于读了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论》,尽管伯伦智理的学说在那时的日本已失去影响,但作为日本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知识积累,而又恰恰适合梁启超的现实政治需要,仍对他起了不小作用,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梁启超这样说:他到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他年说的“思想为之一变”,正是置身日本、体验并吸收了明治时代文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了解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种种状况,便无法了解梁启超是在一种怎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生活,也不能真正明白梁启超当时是怎样“变”的,为什么会这样“变”。
  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但对中国学者说来,研究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的思想影响,不仅来自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为数众多的学校教科书、讲义和杂志文章,以及日本社会中已视为常识的普遍观念。梁启超有些很有影响的文章,甚至就是直接把日本教科书、文章的内容译成中文,而又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他的理解有所报益,并增加一些自己的议论。面对范围如引广泛的研究对象,对中国学者说来,就更不易下手,十分需要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
  我早就知道,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进行对梁启超的共同研究,主题就是“西方近代思想的输入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参加者包括关西地区许多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学者,历达四年之久。1998年,我应京都大学的邀请,到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工作了半年,那时,梁启超的研讨班结束还不久,研究文集正在编辑中。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的书架上看到,整整几排都是梁启超当年曾经阅读过的日文书籍和杂志。许多明治时代的图书杂志即便日本也已不易觅得,他们化了很大力气,从国会图书馆等处的藏书中找到后复印装钉成册,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坐在这里,仿佛就置身于一百年前梁启超的图书室内。我既对他们这种研究环境感到羡慕,又对他们这种研究精神深感钦佩。
  现在,这个研究所讨论的论文已经结集出版,并被译成中文准备在中国出版。我有幸在发稿前能光睹为快,获益良多。论文集中许多文章细致地剖析梁启超的言论同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志贺吉昂、■崎正治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日本流行的种种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文章对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出清晰的脉络线索,并且提出不少很有见解的看法。十多篇文章相互间各有分工和侧重,涉及的不仅有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且包括他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宗教思想等等,综合超来,构成一幅相当完整的全景式图画,这也许正是“共同研究”带来的显著优势。认真地读一读这些文章,就像狭间直树教授所说的那样:“也许大家可以理解到日本明治时期文化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文明史的转型是如何密切地关连。“它不仅回答了我许多原先不明白的问题,并且帮助我扩大了眼界,进一步认识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时不能不努力了解其他有关国家的思想文化史,认识到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狭间直树教授嘱咐我为本书的中文本写几句话。写下这些,只能说是自己读完这部书稿后的一些初步感受。
  
  序二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梁启超:西方近代思想的接纳与明治日本》计书大功告成,同步以日文及中文发行,值得庆贺。狭间教授要我为中文版本写一篇短序,我感到非常荣幸。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同时代的思想家几无出其右者。但是历史学家对梁氏的研究虽然不足,数十年来称得上有所认识的著作,屈指可数。为什么没有较多的学者投入,原因固然不很简单,最基本的,恐怕还是梁氏的思想渊源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梁氏的思想有其阶段性,可以简单割分为流亡日本及其前后三个时期。流亡之前,他受康有为的影响,已有不少讨论,但他在日本14年期间,受西洋及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直到京都研究成果推出之前,我们的了解可谓皮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梁启超在日本读过些什么样的书?他自己说:到达日本之后,学术界朝气蓬勃,出版品琳琅满目,“如行山荫道上,应接不暇”,从前在国内患无书可读,在日本则可读的书太多。读日文书数月之后,“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读和文著作,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这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日本学者能够深入探讨。我们苦等数十年,终于有京都梁启超研究成果的问世,十分令人兴奋。
  京都计书是一个由十五位学者组成的集体计书(team work)。他们得母语文字及研究环境(原始资料)的方便,达到了预期的成果。我自己曾经主持过集体计书,体会过共同研究的优点和缺点。集体计书通常是研究范围较为广阔的主题,有宽展的视野,可以得到涵蓄层面的结论,这是长处。但集体计书不容易整合,前后难于连贯,有时甚至于流于各说各话,这是缺点。京都梁启超研究充分发挥了集体计书的优点,避免了缺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令人激赏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完善的计书和组织,整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和相关科系的学者,经常举办小型讨论会,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四年计书执行期间,名闻遐过,还在法国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与美国传果(Joshua A. Fogel) 教授也来参加,增色不少。我读尽全书,觉得各篇论文均有所发现,为前人所未见及,是一个空前的研究成果,对梁启超研究是一个突破。
  诚如书名所示,本书主旨在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在日本吸引西方近代思想,有如在一家日本大师傅所经管的西餐馆吃牛排,经过消化吸收,变成热能,产生力量,牛排可以发生一定的热能,大师傅的烹饪手法和所加的佐料,虽然不会改变牛排的本质,但可以左右食用者的味觉,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梁启超通过日本大师傅所获得的西方知识,受明治文化的影响,应予重视。这是本书的架构。的确,梁启超读了不少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也读了许多日本学者关于西方知识的著作。那时的翻译,不像今天要求十分谨严,难免错误,或武断其意。学者们的著作取材西方思想家的原典,也不一定遵守原意。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或改头换面亦是有的。梁启超在吸收接纳的过程中,很难判断翻译或著作与原典的距离,往往囫囵吞枣地就接受了。梁氏所得的知识,再经过自己的转化,变成所需要的“热能”,难免又有所改动或武断之处。本书对于梁氏吸纳新知的过程有很细腻的描写。
  本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志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 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例如结论中说:就其思想型态而言,梁启超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人们并不在意他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惟,但不能不感激他从日本转化过来的知识,使中国人的蒙昧行到启迪。这一类的见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本书值得一读。
  京都学派为我们解决了梁启超在日本的迷思,本书无疑是梁启超研究的里程碑,往后便是我们进一 步研究和了解,盼望海内外还有更多学者投入,推动新的计书。■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