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富田事变平反的前前后后

作者:景玉川







  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六十九年前,这儿爆发了震惊党内外、军内外的“富田事变”。从此,赣西南这个平平常常的村庄,便被历史之刀,极其悲壮地镌刻在中国现代史上。
  建国以后,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省,很多区、县被视为“老区”,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殊照顾。而富田,尽管它所属的吉安县和四邻的县、乡都属于“老区”,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当年一大片“红区”中小岛状的“白区”。其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被错误处理,红二十军指战员遭到冤杀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AB团分子。
  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
  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 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2]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