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

作者:■ 郎冠英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 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 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 ,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 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来,不少 著作都把它说成“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有的更进一步说“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 成的”。该文作者没有轻信这个结论,而是进行周密调查,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上述说法并 不准确,事实是北京大学几名教师,在没有人支使下,自己发起写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得 到了康生老婆曹轶欧的支持。这当然不是要给康生、曹轶欧解脱、减轻罪责,而是尊重史实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作者在弄清了大字报的写作过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满足于“是什么”,而是进一步 寻求它的来龙去脉,而且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深入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追求“为 什么”。这几名教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这么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如 此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这就追溯到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和北京大学党内的矛盾斗争;联系到 当时的大背景和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讲话和批语。这样,“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的三步 曲”显现出来了——“是在基层党内矛盾激化,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由哲学系 少数教师发起的,康生和曹轶欧等人给予了推动和支持,最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影响 全局的决策”。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有二,一是作者敢于以史料为依据,突破已有结论,不 为贤者讳,不为恶者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方就是方,圆就是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二是采取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探求事物本质及其内部联系 的科学方法。这是党史研究中应当大力提倡的。反之,仅凭点滴资料,甚至道听途说,就主 观臆测下定论的做法,应努力克服。当然,一部著作中,有些许纰漏,在所难免,瑕不掩瑜 。但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还是要尽量谨慎,减少失误,以免以讹传讹。
  最后,补充一点史实。当时,笔者一次听彭真同志报告,讲到他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大学 社教运动时,反对那种极“左”做法,提出评价北大教师的政治态度,应以近几年为期,不 应追溯过远。而毛主席更为鲜明,说:以社教工作队进校为准(大意,原话记不清了)。这说 明当时对北大社教运动的分歧,毛主席是支持北京市委的,但时过不久,老人家转了个一百 八十度。■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