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次飞行集会

作者:濮清泉







  1929年,我从莫斯科回国。
  对于我们这一批回国的人,莫斯科不大放心,联共方面通知中共中央,说这批人虽然不能确定是托派,但有托派思想,要中国共产党加以注意。当时李立三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立三要中央组织部办一个训练班,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实际就是进行审查。
  训练班还没有开始,周恩来对我说:“小濮你不要进训练班了,你到团中央去工作。”那时团中央书记是温玉成,宣传部长是华岗(华少峰),组织部长是吴振鹏。吴振鹏得了肺病,住院治疗,组织部的工作没人料理,周恩来就让我担任组织部的秘书,代理吴振鹏的工作。由于团中央组织部是在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下工作,我和周恩来同志常常见面。一般都是他约定时间和地点叫我去,记得上海四马路的振华旅馆就是见面的地点之一。
  那时正值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在中国革命已到高潮的错误估计下,到处组织各种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白白把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送进敌人的监狱。我们初回国,对国内情况不很了解,只能执行命令。
  当时斯大林认为“第三时期”已经到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走上街头,迎接革命。李立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就是响应斯大林的号召而提出的。大约在1929年冬或1930年春,李立三决定在上海搞一次游行示威,因形势已不允许列队上街,就采取了“飞行集会”的形式。所谓“飞行集会”,就是示威者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沿途喊口号散传单,巡捕一来就迅速散开。
  李立三让周恩来担任这次活动的前线总指挥。周虽不赞成搞这种盲目举动,但他不能刁;服从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也就是斯大林和李立三的命令。集会前几天,先在振华旅馆召集团员开会,布置有关事项。决定那天周恩来在法租界八仙桥一个茶馆里坐镇,由我来回联络,把英法两租界飞行集会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他根据情况进行指挥。
  举行飞行集会,还要有人打红旗,以表示这是共产党组织的。而红旗一展开,打旗的人一定被捕无疑。在英租界,是一位去过苏联的姓周的同志打红旗,后来被抓去判了九年徒刑。
  飞行集会还要有个信号,大家同时举行才有声势。什么信号?不能用枪,就规定用双响鞭炮(天地响)。这样,放信号的人被捕的可能性也很大。我向周恩来同志要求去放信号,他说:“不行,你给我当联络,通消息,你不能去。”我说:“我放完了信号就来当联络。”他问:“你怎么去法?信号怎么放法?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准备扮成一个流氓的样子,到杜月笙家后院里去放信号。”他说:“噢,这倒很稀奇,你跑到虎口里去放。”我说:“没问题。我趁他们那些流氓特务出去的时候去放,放完了就溜出来。”他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你可懂得他们内部的黑话?”我说懂得几句,他就用上海话考问我:“啥人?”我也用上海话回答:“自家人。”他又问了几句,还教了几句,最后还叮嘱我要有他们的派头,告诉我应该化装成什么样子,怎么样进去。
  那天早上八点钟,我外穿黑绸衫,把里面白衬衣的袖口卷上来,歪戴着帽子,打扮成一副流氓样,大摇大摆来到杜月笙家。一进门就有人问我:“啥人?”我说:“自家人。”就进去了。那些流氓们正在吃饭,我也坐下来动了动筷子,其实一点也吃不进去。只听杜月笙下命令说:“今天共产党要举行示威游行,大家出去见到可疑分子,不管他是谁,都抓起来。”随后,他一声“出动!”流氓们就都出发了。趁乱中我跑到后院,就把天地响燃放了。然后赶紧溜出杜月笙家,到八仙桥约定的茶馆里去见周恩来。这天他戴着一顶“啄啄帽”,身穿白汗衫,袖子卷起来,完全是一个上海“白相人”的派头。
  听到信号后,示威者马上行动起来,在大世界门口喊口号散传单。法租界的巡捕和杜月笙的流氓赶到时,大家就散开。有的进入大世界,有的散在马路两侧。
  法租界的示威者,有一部分人在小谭带领下,走着走着又回到大世界,未经请示,竟自作主张跑到大世界旁边的齐天舞台,要开“上海苏维埃成立大会”,结果引来大批流氓特务,把齐天舞台包围了起来。我看到这一情况急得不得了,赶紧跑到茶馆里向周恩来报告。他一听也急得不得了,说:“简直是发疯!这不是叫人家瓮中捉鳖吗?你赶快去叫他们马上散开,前门走不了就从后门走。”于是我即刻跑到齐天舞台,因为是一身流氓打扮,很容易就进去了。我跑到台上,假装着对小谭打了两个嘴巴,嚷道:“操那个娘!你们怎么这样子胡搞?”又小声对他说:“老周叫你们马上撤退,前门走不得就从后门走,赶快,赶快!不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捕。”小谭他们赶快从后门走了。有一部分人还是从前门走,就都被捕了,后来被判了三年到五年徒刑。那一天被捕的总共有六十多人。
  飞行集会过后,开总结会议,周恩来同志说:“小濮工作,胆大心细,比较出色。”我说:“为党工作,应该尽一切努力。”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