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

作者:徐 焰

将搞大、小三线问题,与1927年时上不上山相类比,认为搞不搞三线建设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1965年春越南战争又进一步升级,6月间我国援越部队开始秘密出境,全军总数也增至500万人。毛泽东又就修改“三五”计划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同年7月间国家计委重新制定计划,强调“‘三五’计划实质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随后又决定全国工业搬迁,立足于战争。
  其实,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强调子战结合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由平时生产转换到战时生产的能力,而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但是我们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前期,却按照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原则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还留下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
  1969年春天,当我国经济刚刚从前两年“文革”动乱中得到部分恢复时,珍宝岛又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次边境战斗规模不大,但它引起的战备行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却在建国后无有其匹。保卫我国领土权益的斗争自然是正义的,然而当时斗争的方式方法和战备规模却是大可反思的。如同伍修权回顾当初的“反修”斗争时所总结的: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到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
  当时,林彪一伙又夸大战争危险,借机扩张权力,并转移人们对极左政策造成的恶果的不满,这就更加剧了国内的战争气氛。
  因长期对北方备战,又没有缓和(抗美援朝和谈后还曾尽快裁军),全军在和平时期竟多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不仅成千上万居民一直在构筑人防工事,而且人民解放军的员额进入七十年代即突破600万,此后长期居高不下。1970年至1973年,我国每年直接国防开支保持在140亿至1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如加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及援外军事开支(这一时期援外费用占财政支出的6%左右,相当大一部分是无偿军援),这一比例接近30%(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大大超过当时美国的比例而与苏联基本持平。
  当时我国为战备付出的代价,还远不能限于钱款支出的统计。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前期,正是国际上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抓住这一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出现了一次经济腾飞。我国在这一时期因全面备战,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僻的三线,再加上“文革”等等原因,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失之交臂,这是更沉重的一笔历史性代价。
  
  为何对战争危险有“过火反应”
  
  对战争危险的过高估计,首先应归咎于对时代特点的认识。进入本世纪下半叶,因各大国和军事集团都拥有核武器,为避免毁灭性威胁,国际间军事冲突的主要形式已变为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平与发展,在二战和中国革命胜利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处在这一环境中要认清这一点,却极不容易,确有点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1966年林彪为那本印子几亿本、发行量居世界之首的“小红书”所写的再版序言,就提出这样一个比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更进一步的时代特点——“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不久,国内的狂热渐退,预想的“世界革命”并未到来,提出这一观点的人自己又在外逃中折戟沉沙于蒙古荒原,“新时代论”明显破了产。
  1973年8月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党的十大,对时代特点的论述又退到本世纪初列宁的论断。在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对于世界大战问题,此时还以绝对化的观点坚持其不可避免。
  从现实需要出发,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也采取了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开始实现中美和解,从而大大缓和了我国东部的紧张形势。不过此后仍认为美苏两国相互争夺,总有一天会打起来,不相信有一代人的和平,而这种世界性的战争如爆发,必然牵涉到中国。基于这种认识,在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虽然也看到大战不一定马上打得起来,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消肿”措施,军队总员额和国防费开支的比例略有减少(1976年内,直接国防费用支出降为134亿元,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为17%),总的认识却无变化。当然,存在外敌时有备无患,适当地做两手准备是正确的。但是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长期总是从最坏估计出发,势必导致工作重心的错误转移。我国因多年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到了应付战争的现实准备上,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也往往以应急措施代替了远景规划。我国军队数量虽大大增加,在技术装备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较之五十年代反而拉大。原先想促进的“世界革命”,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不能实现。
  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二十多年秘书工作的胡乔木,在八十年代末发表过《中国为什么出现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其中总结了六七十年代对战争“过火反应”的思想根源,并将其列为当时中国“左”的错误的五大表现之一。这一总结,确是多年来在军事领域中少有的鞭辟入里之见。
  胡乔木在文章中认为:“左”倾错误的产生一般都是在封闭状态之下,认为“全世界都要扼杀中国这块仅有的革命圣地”。对战争危险的“过火反应”,正是这种对世界局势缺乏科学认识的“唯我独革”心态的反映。历史证明,经过战争的人往往都对缺乏准备而遭敌袭击的教训刻骨铭心,然而和平时代过分地强调战争危险而造成的损失,有时并不比忽视战争准备为小!
  
  重新认定时代特点并实现战略转变
  
  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的欢庆锣鼓,给神州大地带来了希望。不过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政治、经济等方面尚难以拨乱反正,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转变。当时还继续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只是认为可以推迟爆发时间。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就阐明了这种观点。同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更进一步说明:“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推迟的。我们为了防止战争策动者的突然袭击,不能不要求我们的防务工作立足于早打大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战争明天一定会打响。”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从思想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过在军事问题上改变旧有认识,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稍微推后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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