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

作者:徐 焰

可能”。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时,在签署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避免世界大战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六十年代中共同苏共论战时,曾将这一观点视为改变马列经典论述的“修正主义”(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也不再坚持这一观点)。其实,当时认同这一观点固然有照顾中苏团结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探索。
  正由于有这种新认识,从1953年至1958年我国几次大幅度裁减军队,全军员额降至不足240万。1956年我国国防开支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降到19%,1958年又降至12%(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为4.5%)。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最低的。此时,美苏两国的防务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都占30%以上(按国民收入计算,苏联的比例更高)。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数额和军费开支虽然降低,却立足于长远规划开展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大大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也大大增强。
  通过建国初期处理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共中央也很快明确了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不应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相混同。同时,出于争取周边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并开展对外贸易的现实需要,我国政府又表示希望同西方各国和邻近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公开宣传中,也改变了原来一度以国家执政党地位公开支持他国内部进行革命的表态,并明确提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倡导与不同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在五十年代,尽管毛泽东估计大战有可能避免,却由于国际的冷战和中美军事对峙,仍然做在东部对美作战的长远准备,战略方针为积极防御。当时我国的工业重心是在东北、上海,在那里就要拒阻敌人于国境之外。在我国南方的情况就不同,那里是农业区,诱敌深入顶多是丧失点地区,少收点公粮,还便于歼敌,所以南方沿海是准备放开让美蒋军队登陆,再聚而歼之。这一方针,具体落实成为中央军委所概括的“北顶南放”。正是出于这一战略方针,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东北、华北为建设重点。当时国家工业建设的骨干156个重点项目,在东南沿海几省一个都没有。
  适度备战,侧重点立足于和平,这使我国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一阶段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依据,有很多出自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分析,如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上取守势,在政治上以和平演变方式取攻势,认为西方国家更怕战争等。为验证这些判断,毛泽东还进行了一些战略侦察,如在1958年9月炮击金门时,两次冒着极大风险,下令前线炮群对美蒋舰船的联合编队开火,又强调只打蒋舰,观察美舰反应。结果美舰两次都不还炮并退向公海,证明它确是在保护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取守势,就此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
  当时认为持久和平可能实现,还有一些依据,即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通过开展经济上的“大跃进”,几年后就能“超英赶美”;只要搞到一亿五千万吨钢,在台湾海峡的对美斗争中,吹口气它就走路了。尽管实际上远非如此乐观,不过对战争形势判断的结论,总体上还是正确的。
  
  中止骑马游黄河源头计划的原因
  
  如同五十年代“百花齐放”、思想解放的春风只一掠即过,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进入六十年代也出现了反复。
  据一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曾准备由各学科的专家陪同到黄河源头进行一次科学考察。为此,毛泽东在北戴河专门练过骑马,有一幅在众人簇拥下上马的照片还在电视专题片中出现过。这位过去长期对经济和科技问题不很熟悉的革命家兼军事家,如果真能实现这一愿望,无疑会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并在当时推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将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1964年8月这一计划突然中止,那匹专门饲养在北戴河的白马不久也病亡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又转到战争与革命方面。
  要考察计划中止的原因,看一下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后第二天毛泽东写下的文字就能清楚。他在1964年8月6日为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写下一段批语,并告诉汪东兴和江青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
  当然,造成毛泽东注意力转移的,绝不仅是一个突发的北部湾事件。在此之前,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及发生论战,“大跃进”受挫造成国内阶级斗争问题重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十年代毛泽东一度认为可出现持久和平,主要依据是中苏两大国的紧密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中苏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期破裂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过去作为战略靠背的北方还被视为威胁。感到自身力量减弱,自然对外界威胁容易过敏。当时一度认为帝、修、反在联合反华,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日益紧迫。我国的战略方针,就也由过去以美国为假设敌的“北顶南放”,变为准备应付四面八方,这样就不能不扩军。
  六十年代前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国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大幅度减少,军队数额和国防费用却日益增长。1962年我国国民收入降至924亿元,财政支出降至305亿元,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同年国防费支出却增至57亿元,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上升为18%。此后,因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边界冲突,人民解放军的数额和国防费支出又连续攀上两个大台阶。
  处于饥荒的状态下,往往又愿意期盼外部革命。国内“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清醒地谈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经济上“超英赶美”既然在百年内已无法实现,于是在只争朝夕的情绪下,又产生了以亚非拉人民革命这种“世界的农村”来包围西欧、北美这种“世界的城市”的设想。如果翻一下我国六十年代前期的报纸,可以看到已极少有与他国“和平共处”的语言,而是公开把“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这不仅使援外日益加码(六十年代前期经济困难时的援外支出就超过了对苏还债数),而且革命与战争相联,准备世界性的革命,就要考虑到世界性的战争。尽管我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打算对他国发动战争,却对别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和“亡我之心”作出了过高的估计。
  1964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刚刚从困境中恢复,同年初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重点是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简称“吃穿用计划”。同年8月上旬北部湾事件发生,毛泽东在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当时毛泽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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