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范银怀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长篇幅表彰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树立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提倡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风格。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时,请陈永贵吃饭,称赞他是“庄稼专家”,勉励他不要“翘尾巴”,对他寄予厚望。
  就在这时,一篇反映大寨干部抵制“四清”运动,少报耕地面积的《记者反映》,摆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
  新华社出有一种在党内交流工作的刊物《内部参考》,主要登一些暂时不便公开报道的情况和不成熟的经验。当时通过机要部门发行,范围比较小,只提供给地、师以上领导参阅。《记者反映》又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参阅。
  这篇《记者反映》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田培植写的。新华总社《内参》编辑组副组长夏公然后来对分社的冯东书讲,刘少奇看了大寨耕地不实的情况后说,这涉及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刘少奇讲话传到总社,摄影记者拍不拍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就犹豫了。后来决定先拍再说,这才有后来发出的毛泽东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可见此事引起的风波不小。
  陶鲁笳在《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中说:“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长卫恒和我三人去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周总理谈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时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因此,“周总理要我们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
  “国际影响很不好!”就是要影响到领袖、总理的声誉。写《内参》的记者哪能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内参》反映的事实属实,就说明大寨是个欺上瞒下的假典型,也欺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这件事引起中国领导人如此高度重视,始料不及,弄得陈永贵极度紧张。
  
  全国劳模李顺达等的眼力
  
  这篇《内部参考》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几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标,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标都冒了尖。他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
  当时国家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量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现在黄河以北的大寨已经达到774斤,真是令人鼓舞的高产奇迹!
  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间,他们就和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
  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顺达为首的晋东南地区劳模,包括平顺、陵川、阳城、武乡、晋城等17个单位、24个劳模,乘火车,转汽车,不远千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作者随同参观采访。
  这些劳模不同于机关干部,参观完了回到本地区传达贯彻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着干,见实效,争高低的,因此格外认真。他们在大寨住下来,听介绍,参观现场,还要求解答具体问题。陈永贵也知道他们都是农业老行家,又是自己过去学习的对象,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认真介绍。
  听完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模们就到叫“后地沟”的地块参观。这里原来是牛羊出没的河沟,如今是一片十多亩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壮,长得齐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层厚度,又用米尺量间距、行距,计算株数。陈永贵赶紧解释这沟地透风差,种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顺达把话题引开说:“对!你这里沟地和我西沟的河滩地一样,洪水一冲,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从大寨社员手里接过镢头,使劲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软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层确实比较厚。
  又来到叫“赶牛道沟”的地块,这里种的是谷子,他们一起蹲下来量垅宽,算株数。
  山头上坐下来休息时,他们请陈永贵介绍东、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这是对大寨耕地面积的目测。郭玉恩还要陈永贵介绍玉米怎样下粪,怎样下种,又如何深刨、保墒。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秆的地方看高低、粗细。
  这时大寨还未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劳模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15日晚,大寨举行联欢会,请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分别介绍了西沟、羊井底、川底三个大队发展生产的情况。16日召开座谈会提问题,请陈永贵解答。17日又参观。到狼窝掌,顺着3里长的沟往里走,一路看到护地坝又高又坚固,有的七八尺高,而围着的地块也不过七八尺宽,李顺达等连连称道:“真费工!”“如果这样干,我们那里真有修头。”
  请陈永贵解答问题的会,真像让硕士、博士答辩一样认真。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1962年灾情严重,为什么还能增产13%?陈永贵从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庄稼两年闹”;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细,不错过节令。郭玉恩说:“我的话多,再提一个问题:大寨一年庄稼两年闹,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浅?什么时候最好?”陈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
  李顺达提了个早就在思考的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你怎么一年能做300个劳动日?
  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5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工占社员投工的O.3%。
  郭玉恩又提出一个问题:大队如何实行集体领导?
  陈答:党员20个,团员20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20个。这些既是生产能手,也是积极分子。一个决议,谁拥护,谁反对?靠他们反映。
  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认为大寨的耕地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这不是故意挑剔,而是要作为学、赶目标所作的测算。农村的耕地面积,特别是山区的耕地面积,本来就难以计算精确。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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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