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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作者:李向前 韩 钢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又意外找到邓小平三次谈话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春夏,于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谢绝了众多的约稿,专心致志地做自己保存的文件整理工作,进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研究,写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长文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对那段历史作了详尽的追忆和深入思考。这期间,他又意外地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的三次谈话记录。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面对这三次谈话的记录稿,于老既感欣慰又多少有些遗憾。欣慰的是,记录稿忠实、准确地记下了邓小平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的前后思路,保留了邓小平自己对讲话的指导思想、主要观点和谋篇布局的意见。可以说,记录稿的发现,为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历史性文件形成的文献学问题奠定了基础。说到遗憾,于老告诉我们,当时是随听随记,句子记得不完整,而且记的速度比较快,以至有个别的字今天分辨起来相当困难。此外,因为是自己的记录,不作传达之用,所以用纸也很随意,并缺少时间、地点等正式记录所应具备的“规范”性要素。其中第二次谈话的后半部竟记在一张拆开的海外友人来信的信封上,而邮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剪掉了,以致记录稿被开了个“小天窗”。
  但不管怎样,这三份谈话记录稿的发现,对研究邓小平讲话的形成,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于光远讲到了这三次谈话的经过。根据于老的回忆,是胡耀邦带他去邓小平那里,由邓小平当面向他布置起草任务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要他组织起草工作的。三次谈话都在邓小平家里进行,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在场。于老在1997年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于光远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其他几位起草者并排坐在他左侧的靠背椅上。几次谈话大家都是这样坐的。谈到这里,于老还说了一个细节: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台式电子钟,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他颇感新奇,而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显示时间的一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第一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2月2日,记录稿大约1600字:。这个谈话是邓小平在准备把他写就的“讲话提纲”交给于光远的时候,就“提纲”内容所做的讲解。
  一开始,邓小平说:“讲过了,与外国人讲过。”这大约是指此前他同日本、美国客人的谈话。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1月26、27和29日分别会见了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日本公明党的竹人义胜。在这一系列谈话中,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表明,中国要改革,“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并介绍了中共中央目前正在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讲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以及为什么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就外界广泛议论的纠正冤假错案问题作了说明。显然,由于有了这些谈话,邓小平对在大会上要讲些什么的思路已经很明晰了。因此他对起草者说:“究竟讲什么,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接下去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谈对会议的评价。在手写的提纲中,这部分内容他只写了“对会议评价”五个字。而在谈话中,邓小平却作了相当的发挥。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有,那时议论问题自然一些)。这个风气要传下去,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防止思想僵化,又有利于……实在可喜。”这主要是指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民主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扬”,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后在正式讲话中他曾高度评价说:“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显然,邓小平对近20天的会议上与会者们敢于思想交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是非进一步明辨起来的情况非常满意。他当时就特别划出1957年这个时间界限,认为这种民主生活为1957年以后所没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邓小平强调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谈话的一个突出意思是:“这个争论(即真理标准的讨论——引者注)很好,越看越好,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重要成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所下的判断。因为,在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以及为着这个转移必须清理长期积压、遗留的大量冤案错案的关键时刻,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这个思想路线来辨明大是大非,具有根本的意义。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争论或者理论研究,而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能否前进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准确反映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接着,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开动脑筋”。
  有一点需要说明,邓小平在他自己手写的提纲中明确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在这几次谈话中又多次阐发这一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改革的最基本的思想依据,是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取得突破性和决定性胜利的思想武器。
  谈话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多少年,现在是民主不够,不敢讲,心有余悸。”接着邓小平转到了在经济工作中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发展经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小平说:“目前主要是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他提出:“讲权力下放,企业。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邓小平说:“这个矛盾只能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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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