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

作者:李向前 韩 钢

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现在一下解决不了,从人事改造、企业开始。从一些专业公司新改造企业着手。”这是能很快见效的做法。后来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企业的改革也是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
  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预见势必遇到很大阻力,因而特别指出:“改革的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现在方针一致,要想具体办法才行。”由此要求起草者“搞一小段强调工作方法问题”。
  这次讲话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是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个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时候就鲜明地提出来了。
  关于如何进行改革,邓小平提出要“权力下放、责任到人”。他从以往的经验教训谈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负]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地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这里明确地显示了邓小平关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这次谈话比12月2日谈话更进一步的地方,是“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八十元少了。加到一百元。农民八千万,十分之一。”还说:“城市带农村,上海四百元,北京二百元。大城市带小城市,搞为城市服务的副业,大有可为。……靠近城市的先[富],平均工资到一百元,福利要好一些……平均工资一百元,就是吃得好些,用得好些,可以搞等价交换。”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对那里的经济发展作了考察,因此谈话中他讲到了这些国家的经验。谈到城市的规划时,邓小平说:“新加坡建房,几个卫星城市二十万,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不需要到北京市来。”这里所谈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受到启发,在先富起来的做法上有所借鉴。这些虽然在后来的正式稿中没有讲到,但我们仍然可以由此看到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些脉络。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一些,干净利落一些倒反明确。”还说:“希望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第三次谈话
  
  大约两天后,新一稿改好了。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人作第三次谈话。于老的记录稿大约3500字。于老回忆说,邓小平是逐字逐句地与起草者进行研究的。谈话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进行二十六七天,时间相当紧迫,邓小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讲话稿的审定上来,其情其景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说:“概括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说明这时的稿子已改为四个部分的结构。他要求在稿子“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于光远的记录稿上就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可见邓小平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一系列号召的目的,归结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前提”上面。这是前几稿没有谈到的。
  接着,邓小平谈到华国锋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的情况,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定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我就讲了这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我就是这样评价。”这实际上是一段题外话,但却有相当重的分量。因为不论从反对“新式迷信”还是从确立改革取向的领导格局而言,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个自我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他在这样的问题上还一味坚持而不加以改变,那么整个改革发动的进程就会出现曲折,形势也会复杂得多。所以这是个大局问题,是比“两个凡是”争论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邓小平谈到官僚主义和制度问题:“真正是说有上层建筑的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说权力过子集中,离开民主集中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整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讲敢做,(甚至包括经济)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为什么僵化的原因。干得好干不好一样。(不仅不一样)要打击,而且还得全票的,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实际上是软弱、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的,很恶劣风气,必须制止、斗争”。显然,这些意见形成了后来正式稿分析僵化原因的文字。对于起草者作出的因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从而产生三种“怪现象”的分析,邓小平感到满意,说:“我看写得不错。”
  关于经济民主问题,邓小平就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按劳分配讲了重要的观点。他说:要加这样的意思,“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不但有精神奖励,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风格是不行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又说:因此,要加这个意思: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个重要的思想,几乎原文写进了正式讲话。
  关于“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一开始就强调:“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过去处理,特别是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有些问题不可能完满。聚精会神向前进”。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引导向前看,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关系”,以此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工作转移。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指出,“有些人不能重用”,如“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派”(指溜须拍马的人——引者注)等等,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着相当的警惕。早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曾这样回忆过:“还在毛主席指定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候,王洪文避到上海,在那里搞阴谋诡计。他跟赖可可说,十年后再看。这话触动了我。”正因为此,邓小平在充分强调顾全大局的同时,仍提醒全党十分注意队伍的纯洁。
  对责任制问题,邓小平始终给予很大的关注。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的就要降。”“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到具体的人,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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