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作者:李 锐







  在“大跃进”期间,我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先后给他写过三封信。三封信都是反映我对“大跃进”的观感的。毛对这些信件都表示过他的看法,有的是在小范围谈话中的即兴评点,有的则是在大庭广众中语惊四座的议论。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印象深刻,感慨无穷。
  
  毛泽东听到我说他“不到黄河心不”,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谈过一次话,说到当年钢铁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华东区电力系统下放会议,接着参加华东区计划会议。这些会议是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紧锣密鼓地部署“大跃进”的重要步骤。在开完会议离开上海的头天晚上(7月7日),我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工作性质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地区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尤着重于发电设备高速增长的困难。我认为在工业全面跃进的形势下,电力供应将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蛮’(按这是一句湖南土话,即勉强蛮干之意),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人们还是不大愿意多听困难之言,困难之言有时也使人难以启口,至少先给自己戴顶‘中游’帽子,才好开讲。”(此信留有底稿)
  这封信发出不久,就是8月北戴河会议的召开。北戴河会议决定为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发动全民炼钢;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号召在全国农村实现公社化。这次会议成为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推向最高潮的标志。我的这封信同这种狂热势头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当时毛泽东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对我的这封信自然不会看重。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子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第一天讲话时提出要把空气压缩一下。也许是他想起我那封信来了吧,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就在附近。1952年我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招待所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见面时毛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心想不过是“不中下怀”罢了。谈话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从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来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以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真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经核实;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戍己诗”九首组诗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批评我的第二封信只有“骨头”没有“肉”。我再次上书,有些话是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1959年初春,“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势头比以前有所减弱,农村开始整顿公社,一些工业指标也有下降。但是,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在整顿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些此前尚未察觉的政策性问题。工业方面问题更多,已经下降的指标(如钢产量)仍然同可能实现的产量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完成1959年的指标,还在争材料、争设备、争资金。这时我愈发感到问题很多,矛盾丛生,曾反复考虑1959年钢的指标难以完成;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很难办,会影响到全局。一次开会时遇见计委廖季立,他是计委委员兼综合局局长,我们是延安“抢救运动”时一同关在保安处认识的。我直率问他,钢2000万吨到底能不能完成;他也直率答道,不可能完成。有了这个底,我便于2月底或3月初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反映问题的信(这封信的底稿至今未能找到)。信里主要讲了1959年钢产量指标必须下降,并且落实,这样才能免于影响全局。否则,最大问题是同一机部的矛盾无法解决。一机部的主要产品有赖于钢的数量尤其质量,从而电力也是无法保证的。信的末尾,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信写好后遇见周太和(陈云的秘书,延安时老熟人),他将信给陈看了,并跟我说,信中所反映的问题不少牵涉到计委,最好能给富春也看看。于是我将信的抄件送李富春,原件送毛泽东,并说明同时给了富春一份抄件。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会议刚开始两三天,得到通知,毛泽东要我去谈话。他住在一所很宽敞的花园洋房。进客厅时,胡乔木也在座。刚坐定,他就指着我对乔木说:这个人是不敢做强盗的。转入正题谈钢铁指标落实,对计委的工作有很大意见时,我才醒悟到,刚才的话是指我写给他的信为什么要送一份给李富春看,认为我胆子太小了。谈到我的信,毛说,为什么只给他几根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我这第二封信写得大概很简要(这同武昌谈话说第一封信“观点不明朗”有关),主旨在1959年钢的指标肯定不能完成的理由何在,如不立即落实,后果会如何等。看来,这封信内容被接受了。不然,谈话不会如此风趣。出门时,乔木还跟我谈到,去年赫鲁晓夫来北京,请吃饭时,毛问到:苏联有

[2] [3]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