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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煌煌上庠》原文阅读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1/5 18:05:28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煌 煌 上 庠

    (收入江苏省高中语文教材)

               一

    这就是蔡元培(孑民)的塑像,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大理石奠基,汉白玉砌座,青铜铸身;说是身,只是自腰而上,端肃凝重的一尊胸像;先生背倚土山,坐北朝南;左临六角钟亭,当初选址的时候,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前面是一方草坪,柔柔的,嫩嫩的,空气般清新,晨梦般飘逸,铺出一行行的绿诗、绿歌、青波、青浪,即使在冬季;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记不清已有多少次了,从去年金秋开始,为了明年北大百年校庆这个挥之不去却之复来的情意结,我打老远老远的城里跑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这方净土穿梭寻觅,缅怀俯仰。偶而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先生之于我,是永远不变的温柔敦厚,慈祥恺悌;诚如罗家伦的赞语:“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

    今天情形略微有异,也许因为今天是“五四”,恰值北京大学九十九周年校庆,它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眼底的烟云,所以,不管如何变了角度端详,总觉得先生的目光微含忧郁,抑或是期待;淡淡的,淡淡的,像是壮士闻鸡,又像是英雄凭栏……

    想想也是,蔡元培诞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按农历,属兔,到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满打满算正好五十岁,站在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苍茫四顾,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它犀利似剑,泠然有声,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二

  蔡元培投身教育,始于他三十二岁,也就是一八九八年。在那之前,他是十七岁的秀才,二十三岁的举人,二十六岁的翰林,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中国文人历来最看重官运,他们生命的冲动大都是围绕着一官半职转,转上去就意味着飞黄腾达,转不上去就只有落魄潦倒;即使落魄潦倒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丝痴念,也仍旧围着考场呼悠悠地打转。“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流传在陈独秀家乡安庆一带的这句俗谚,勾勒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悲哀的然而又是无可逾越的价值取向。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也使蔡元培猛然惊醒。就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突然解缆南去,头也不回地驶出了宦海——先是就职绍兴中西学堂,继而改教上海南洋公学;从此天涯轻舟,愈驶愈远。

  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旅欧归来,飘然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过南北两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比较起他之前内阁大员的身份,北大校长自然算不上一个显赫的位置。何况,这所结胎于戊戌维新的大学堂,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是一片乌烟瘴气,北大校长的座椅,也就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谁坐了都要烫得跳。举例说,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两年,校长就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依次是: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章士钊根本就没有到位。现在,蔡元培来了。蔡元培对这个新职位显然情有独钟,尽管同党中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他还是决意就任。蔡元培的抉择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理解蔡元培,我们说,有这一票,就足够了。追究蔡元培的生命曲线,他多年来外搜内求、梦寐以寻的,其实也正是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舞台。人是离不开舞台的,和他先后挂冠南下的张謇、张元济,如果不是分别抓住实业和出版业,又岂能在民国的地平线上再树起一道瑰丽的风景!蔡元培瞩望于北京大学,就像阿基米德眼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它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抢眼,也不在于多么崇闳,而在于顺天承势,得心应手,把一己的才情抱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
 

  蔡元培是带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进入北大的。不要小看了这八个字的分量,它上承着诸子百家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外映着欧洲大陆飙发电举的文艺复兴,下启了四十年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后一点是我的姑妄之论。我总觉得,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上述口号,多少有蔡元培振兴北大的影子;考虑到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十月到一九一九年三月,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当日龙腾虎踔、万马奔驰的景观有过直接的感受,这猜测至少也有一点历史的依据吧。言归正传,前面说到,北大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摧残下,已成了旧思想旧文化的营垒。蔡元培如今要来拨乱反正,“思想自由”也好,“兼容并包”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物色一位新学的领军人物,给北大一阵狂飙,给文化一道闪电,给社会一个震撼。环顾天下,谁能当此大任呢?

  蔡元培把目光投向正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小蔡元培整整十二岁,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是蔡元培的晚辈,若以功名计算,他在科举的台阶上只走到秀才这一级,比蔡元培要低得多,但在民主革命的资历上,却堪与蔡元培媲美。陈独秀在二十刚出头的浪当年纪,就以《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为阵地,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三十出头,便出任民国政府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擂鼓助威。二十世纪早期,陈独秀的大名是带有电闪雷鸣的,那个时期青年人对他的崇拜,远远胜过近来的追逐港台歌星,因为,那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骚动,更是一种灵魂的苏醒,人性的张扬,生命的呐喊。

  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入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造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言。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

  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

  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阕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说是“文学革命何疑!”,气壮得很,然而,毕竟是书生间的斗狠,沙龙里的清谈,真地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效果怎样,心里还没有底。这年十一月,胡适把他的主张加以小心翼翼地改制,归纳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要点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个调门,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几个八度。文章写成后,胡适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了《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壮着胆子,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适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试探性的“刍议”,正搔着老牌革命家陈独秀的痒处。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实质,很快就予以发表。陈独秀的老谋深算,还在于他不容许胡适有丝毫犹豫或退缩,更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随即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为之推波助澜。他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说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适这般勇于向封建文学宣战的,“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机遇,是百尺楼头的欢呼,胡适一觉醒来,已经是名播九州的新进思想领袖。还得继续感谢陈独秀,此公不仅巨眼识人,更兼有举贤让贤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学长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老资格的陈独秀,但他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九月,他聘任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留美学子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滩红楼何幸,胡适身后,又迎来了李大钊(守常)。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大胡适两岁。早年留学日本,锐志揽辔澄清,与同在那里留学的陈独秀夙有交往,意气颇为相投。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因主编《晨钟报》而声名鹊起。稍后又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深得章氏的激赏。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这都是一条道上的志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请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在这个任上没有待多少天便辞职,转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后回忆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如此这般,李大钊就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渴骥奔泉般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北大这个舞台是弥足珍贵的。那是“黑暗中之灯塔”(李大钊语)。或者说,那里面已经积聚并仍在积聚更多的热力,只待一声引爆便燃起烛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钊没有进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动的外围徘徊,而一入沙滩红楼,情形就不同了。还是那位章士钊先生,他的观察十分到位:“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那学府,还是书声琅琅的学府,那气韵,却已是雷霆万钧的气韵。

  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的笔轻轻一点,历史禁不住为之索索颤抖。

  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紧接着,《孔乙己》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药》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风波》、《故乡》等一系列不朽名篇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鲁迅在呐喊,《新青年》在呐喊,北大在呐喊。呐喊的世纪,世纪的呐喊。“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在这里,我想起一段公案。一九三三年,鲁迅回忆这一段生活,曾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毛泽东,也有人称之为李大钊,前者当属于特定年代的硬伤,后者多少沾点边,但鲁迅的意中人,无疑是陈独秀。

 

                   四

  

    写到这儿,请容许我把笔锋稍稍挪开一点主题,谈谈两位当年虽不是主角,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人物。

  其一:关于梁漱溟。梁漱溟当初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其二:关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据肖瑜回忆,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提出,哪怕是当清洁工也行。蔡元培阅信时,一定是有过短暂的沉思。他本人就曾留欧多年,并且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层发起者之一,自然能体谅这样一个中途不能成行的热血学子的处境。于是,他裁纸拔笔,给李大钊写了一张便条,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毛泽东就这样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年的详情,现在是难以查考的了。但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级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五


   现在再把笔拢回来。除《新青年》编辑同仁外,蔡元培的麾下还聚集了顾孟余、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刘文典、马裕藻、陈大齐、马寅初、徐宝璜、周作人、周鲠生、陈启修、吴虞、陶孟和、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一大批新锐人物。在我国最先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 栗,得以继续留任理科学长,与文科的陈独秀呼应,奠定了北大在文理两方面的高屋建瓴之势。南金东箭,济济一堂;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就这样军容浩壮地拉开了序幕。

  如果认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那就错了。蔡元培对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崔适、陈汉章、马叙伦等等,也都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发抒的讲台。这一点常常为人垢病,认为不可理喻。其实,这正是蔡元培的无与伦比之处。即以辜鸿铭而言,他诚然有着复辟倒退的一面,但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举世鲜有人及,所以蔡元培请他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也是用其所长。站远了看,辜鸿铭的人格精神也自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于深谙西方文化背景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他的卓荦之处就在于:当西方对中国大肆进行文明歧视和文化侵略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把“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沸反盈天时,他敢于说:“不!”当国人普遍忽略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而无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时,他敢于说:“不!”辜鸿铭的这一个侧面当时并不为世人理解,蔡元培能对他高看一眼,确属难能可贵。再以刘师培而言,他是“筹安会”发起人,帮助过袁世凯鼓吹帝制,大反动也。但他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连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家章太炎对他也十分推重,让他讲授擅长的经学,又有什么妨碍?何况穷愁病困中的刘师培这时正急需支持,北大倘不能向他伸出援手,也有失于煌煌上庠的格局、气派。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有其理论渊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曾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老话,阐述他的治校方针,指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相隔八十年,如今回过头来看,就更见出蔡元培涵融万汇的泱泱大度。大度也是一种高度,一种浅学者浅薄者绝难企及的人生大境界。蔡元培鄙弃罢黜百家、独崇一己的文化专制,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当然自有倾向,但含而不露,相信自己稳操胜券,故从容不迫。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上帝的作派!——假设冥冥中真有上帝,我说,上帝一定总在谦恭地笑。

    人们很快看到,蔡元培是如何把一个旧营垒下的北京大学,转变为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水到渠成地输送上大批思想、人力资源。你也许抗辩: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完全出于蔡元培的本意!——是的,蔡元培本人受他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完全预见到未来的走向,但这又怎样?在某种意义上,岂不是恰恰印证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无限量威力。

 

                                                    199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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