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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评点王国维的悲观人生 -叶嘉莹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44

  主讲人简介: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1877年12月3日,浙江海宁诞生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3岁时,母亲不幸去世,29岁时父亲去世,30岁时继母和妻子相继去世,家庭的重大变故给这位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王国维增添了许多人生体验。而此时的王国维正承受着国难当头之际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旧的科举制度走不通的情况下,他只身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对国患忧心忡忡的他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改造国民思想。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现实中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受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只有知苦痛才能奋起,才能避免麻木”。1904年,他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后,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他的解读中,隐含了王国维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以及对人民麻木乐天的慨叹。

  有人这样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它是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阐发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着手对《红楼梦》的精神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王国维的自沉和他的悲观人生哲学是分不开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论述《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时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在他看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它授人以解脱之道,真正揭示了人生痛苦的真相。他不顾牵强附会而一厢情愿地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也正是当时他自己对人生悲苦、绝望之情的尽情抒发。

  (全文)

  我觉得现在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年2004年,正是王国维先生发表他的《红楼梦评论》的一百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最早是发表在1904年,所以我说是一百年前,是1904年,那是清朝的光绪皇帝的光绪三十年,而王国维先生出生是清光绪三年,所以他发表这一篇文章,当时是只有27岁。而王国维这个人,当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就是王国维先生的性格。在王国维先生的性格方面,我以为他有几点特色,第一点特色是智与情;就是理智和感情兼长并美,就是智与情兼胜的性格。这个智与情兼胜的性格,有它的优点的一面,也有它劣点的一面。因为他是智情兼胜的,所以他研究文学的时候,一方面有直觉的、感性的、感情的体验和投入,而他一方面能够为文学批评建设一个理论的体系,是智与情兼胜的禀赋。另外他还有第二种特色,就是他自己是忧郁而且悲观的,他曾经写过《静庵文集》,就是他的一个集子,在《静庵文集》有一个续编,续编前面他自己写了一篇序文,他自己这样说,他说“体素羸弱”,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平常很软弱的,不是一个身体很强健的人,“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而他的性情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有的人喜欢考虑一个人生终极的目的和意义,有的人就是每一天饮食、生活、工作,就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不大考虑到人生的问题。可是王国维先生自己说,他是喜欢考虑人生的问题的,而他的性格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当他一接触西方的叔本华的哲学,马上就被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所吸引了。而《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就正是写在他沉溺于叔本华的哲学的研读时间。从叔本华的眼光来看,认为人生,这个世界的形成,主要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你的一种生活的欲望,一切都是由此而形成的。所以叔本华的哲学,认为人生的最终的一个理想,就是求得一种解脱,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写在他读叔本华的哲学的时候,所以可以说他通篇的理论,就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通篇的立论。他所依据的都是叔本华的哲学,那《红楼梦评论》这一篇文章,一共分成五章。

  他说人生的性质就是欲望,生活、欲望、苦痛,是三者的结合。老子曾经说过,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说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身体,有你的身体,所以你就有了种种的愿望。而按照叔本华的哲学来说,你有了欲望以后,你就是追求,追求就是一种痛苦。你追求而不得当然是痛苦,就算你追求而得到了满足,满足了以后,就产生了厌倦,厌倦也同样是一种痛苦。所以老子说“人之大患是在我有身”。庄子也说,说“大块”,就是天地、宇宙,“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它赋给我们一个形体,而用生活中种种的劳苦、忧患,来形成我们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解脱,这是叔本华的哲学。王国维就用他这样的哲学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他第一章就是讲到人生的欲望,而追求这个欲望的解脱。

  王国维就说,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孟子》里边“告子”的那一篇也曾经说过,说“食色性也”。“食”就是饮食,“色”就是男女。因为人就是,宇宙生下来我们人类,人类就是我们天生来的,我们无可逃避的。饮食是你个体的生命的延续,男女是你种族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是说,人生就是说天生下来就给你一种生存的本能,你个体的生存,以及你族类的生存,是天生来给你的这种本能。可是王国维认为,他说人生果然是有目的的,宇宙给我们这追求生存的这种本能,而追求的生存,果然人生是有意义的。追求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的原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他说,从宗教的哲学来说,基督教说,那是亚当夏娃在禁园之中尝了禁果,是由罪恶而产生的。所以他说,人生就是要如何从你这种痛苦之中脱出出去。我们大家不见得完全同意王国维的这种说法,就是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生存的欲望,有了生存的欲望,所以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你既然有了生存,你就为了你个人的生存,为了你种族的生存,而终日在忧患劳苦之中,这是王国维的想法。我们不见得同情他的想法,就是他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就是欲望,就是痛苦,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从这个观点,就从叔本华这个观点,来看《红楼梦》。

  《红楼梦》的精神,《红楼梦》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红楼梦》的精神。他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就是你为什么要在忧患困苦之中忙忙碌碌地生活?所以《红楼梦》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怎么样解脱?是“存于出世 ,而不存于自杀”。解脱的道是你真正战胜了,你战胜了人生的欲望,你摆脱了人生的欲望,所以你是出世,而不是自杀。自杀属于你仍然在痛苦之中没有解脱,你是为痛苦而自杀的。所以他说,在《红楼梦》里边,像尤三姐的自杀,他说她是为了她追求的那个感情,她不能够得到,是她的欲望的痛苦,使她自杀的,她没有脱除她的欲望,所以这种自杀不是解脱,解脱是真的就是看破红尘,摆脱了你的欲望,战胜了你的欲望,这才是解脱。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可是这个解脱的道理,虽然你最后都是解脱了,而《红楼梦》所说的这些解脱,最初都是皈依了佛门,就是佛教的宗教,所以让你泯除人生的一切的欲望。所以佛教让你脱除所有的这些尘世的羁绊,脱除你所有的欲望,恢复到你灵明的本性。所以如果你虽然是自杀,你消灭了你的身体,但你没有消灭你的欲望,你就没有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红楼梦》的惜春、紫鹃、宝玉都是出家了,可是他说这种解脱,还有两种分别的不同。他说惜春和紫鹃是由于观他人之痛苦,是因为她是一个旁观者,紫鹃是个旁观者,是紫鹃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这种种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然后紫鹃观他人的痛苦,惜春也是观到大家庭的种种悲欢离合的痛苦,所以观他人的痛苦而觉悟的,这一种觉悟是一种宗教性的觉悟。可是宝玉不然,所以宝玉之解脱是他亲身经历了、真的感受到了是自己的痛苦,真的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然后解脱的。他说这个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旁观的完全理性的觉悟,那是宗教的,你透过了痛苦的感受而觉悟的,这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是有一种悲剧的精神。佛教所以还讲一个故事,说“透网金鳞”,佛教有很多语录都是这些高僧大德们谈话的记述。

  说有两个僧人,两个和尚在一条水边散步,渔人在那里撒网来捕鱼,把很多的鱼都捕到网里边去了,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弱的,就被网住了,可是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强,就在网里边挣扎、跳跃,然后就从网里边跳出来了。有一个和尚就说了,说 “俊哉,透网金鳞”。俊就是美了,我们北京的俗话说“俊”,真是俊,这真是美。是透网的金鳞,是已经被抓到网里边去而能够跳出来的这样的鱼。那旁边一个,另外的一个僧人就说了,说“何似当初不曾入网”,说如果它当初就没有被捉到网里去不是更好吗?第一个和尚就说了,说师兄“你欠悟在”,你缺少觉悟,没有进到网里去的这些鳞,你一旦被网住了,你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进过网的鱼,你真正被网住了,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虽是被网住了,然后再跳出来的,那是艺术的、那是悲剧的、那是文学的。所以他说,《红楼梦》的精神,这是王国维的说法,他说就是贾宝玉是真正能够从自己的痛苦的感受之中解脱出来的,所以《红楼梦》的主角一定是贾宝玉。

  还有一种人,《红楼梦》也提到她。这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里的自杀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是出世,是摆脱这个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最后怎么样呢?王国维最后自沉了,他在昆明湖的鱼藻轩前投水自沉了。所以前几天我就看了一个人的文章,就讲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不存于自杀,可是王国维为什么自己后来自杀了,就是他自己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红楼梦评论》所提出来的解脱的精神,他没有做到,他怎么会他自己自杀?他自己没有做到解脱。可是《红楼梦》里边就还透露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消息,《红楼梦》就说,说是像尤三姐这些人自杀,像投井的金钏这些人自杀,这些人都是没有摆脱欲望,所以这不是解脱。《红楼梦》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自杀的,就是贾母的那个侍女,鸳鸯,贾母的侍女鸳鸯,是因为后来贾赦一定把她要纳为侧室,鸳鸯不愿意做贾赦的侧室,所以在逼迫之下鸳鸯就自杀了。王国维没有说到鸳鸯也是一个解脱的人,因为鸳鸯还是自杀了,不是出世。可是他说,一个转折,他说鸳鸯虽然是自杀了,这是因为环境的逼迫,因为贾赦一定要把她纳为侧室,她是不得已自杀的,如果没有环境的逼迫,他说像惜春、紫鹃这样的行为,鸳鸯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鸳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贾府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鸳鸯有了一个透彻的觉悟,鸳鸯不愿意再进到这个人世的饮食男女的大网之中,而是她后来是被逼迫,在这种环境之中不得已而自杀的。如果不是有贾赦他们这样的逼迫,那么鸳鸯,他说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出世解脱的。我现在在想,王国维先生的自杀,虽然在前些天我看另外一个人的文章,在批评,说王国维存于出世,不存于自杀,他怎么自杀了?我认为王国维可能应该属于鸳鸯这一类。就是王国维呢,他自己本身对于人生的痛苦,有一种出世的觉悟,可是那是当北伐的前夕,当北伐的前夕,传言说,说如果北伐军进入到北京城以后,会有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对于这保守的、顽固的、守旧的有怎么样的迫害。王国维这个人,所以他是矛盾的,我说智与情,我们开头就说了,王国维他的本性,一个很基本的性格,他理智与感情的兼长并美。这种性格在研究学问上有好处,他既有感性,又有智性。可是在人生上,他就不能够做出一个果断的决断来了。王国维并不赞成后来的溥仪受日本人的利用,要组织伪满的满洲国,可是跟王国维合作的罗振玉是要一心协助这个溥仪组织那个伪满洲国的。所以王国维跟罗振玉在研究学问上,合作数十年之久,最终两个人交恶,就这一点点的观念不同。王国维是在理性上,知道不应该拥护这个伪满,尤其不应该依托日本人的势力,来组织伪满洲国,可是王国维就是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入宫做了溥仪的师傅,而溥仪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童子,所以他认为清朝亡国的罪过,不在溥仪,溥仪是一个不幸者,生当亡国之时,做了亡国之君。而王国维既然做他的老师,所以他对他有一份感情,不能够决然竟去,这是他的矛盾。他不像那些遗老,那些人还要拥护溥仪,再建立什么国家,还在那个小朝廷之中争权夺势,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感情上,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一份这种师生的感情。“我”曾经对他有过感情,“我”没有这一种决断,跟他就决然地断绝,这真是王国维的他智与情矛盾的痛苦。如果真是北伐军来到燕京,把他当做遗老来治罪的时候,他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可是他的心情又不是一个真正地拥护溥仪的遗老的心情,所以他矛盾痛苦,他无法解决,他是智与情两种的矛盾,所以他是环境的逼迫。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北伐军要进城了,会对某些人是不利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环境,他也许不至于自杀。而他也许,我又说了,王国维说得很理性,说人生是存于解脱,他就是我们说“看得破,忍不过”,古人说。在理性上,“我”都知道,应该是出世,可是在感情上,“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看得破,“我”忍不过。“我”下不了这样的手段,“我”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自杀了。所以说,能不能按照他所说的鸳鸯的那个例证,说是他内心也可以出世,只是因为在外界的环境之下,不得已选择了自杀,能不能这样说,这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能起王国维于地下来询问他,这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他说《红楼梦》的精神是存于解脱。

  他说在中国的小说戏曲之中,中国人一般是乐天的,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可是呢,《红楼梦》是悲剧的,是贾府也败亡了,黛玉也死去了,他说《红楼梦》是悲剧的。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叔本华的哲学来看,他说文学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诗歌,诗歌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悲剧。不但叔本华这样说,是比叔本华更早,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诗,就叫做《诗学》,他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说希腊的古代的悲剧的精神,是一种文学上的美学上的最高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悲剧是告诉人,是恐怖的,罪恶的。他说,你看Shakespeare莎士比亚,所写那个《麦克白》,还有《哈姆雷特》,都是悲剧。所以最伟大的悲剧是把恐怖和罪恶展现在人前,是当这些观众面对这些恐怖罪恶的人生呈现的时候,就可以洗涤你的精神,洗涤你的什么精神,洗涤你对人生的,正是贪婪欲望,而为了欲望不惜一切为非作歹,去犯罪、行邪恶的这样的精神。因为你看到了,看到了人生的悲剧,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所以,悲剧是洗涤人的精神的,悲剧使你从欲望痛苦罪恶之中超脱出来。所以那是悲剧的精神,是文学的精神。而这种悲剧的精神,也是美学的精神,所以他第三章说,美学的精神,那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是一大悲剧,他说《牡丹亭》,《牡丹亭》没有超脱,《牡丹亭》是欲望,《牡丹亭》的杜丽娘游园惊梦,还不是说现实的男女的爱悦,只是梦中见到一个男子,从此就为他死去了,这真是欲望,真是痴欲,而《牡丹亭》最后还给它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西厢记》有长亭送别,后来有《后西厢记》《续西厢记》,最后还是张生跟崔莺莺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中国是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的,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悲剧的精神。他说还有另外一个戏剧,有一点点悲剧精神的意味,那就是《桃花扇》,《桃花扇》的侯方域,跟李香君。可是王国维说,因为这个侯方域跟李香君是在明朝的败亡的战乱之中,两个人分散了,而李香君跟侯方域的爱情始终不渝,中间曾经有人要逼迫这个李香君跟另外一个人结合,李香君就碰破了她自己的头,所以她的血点洒在扇子上,所以被后人点染成为桃花扇,这是爱情,这是欲望。可是最后说是等到最终侯方域跟李香君经过千辛万苦死生离别见了面,因为道士的一句话,两个人居然就觉悟了,没有结婚,都出家了。王国维说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所以《红楼梦》这个悲剧贾宝玉自己在感情的痛苦中,这才是真的悲剧。《桃花扇》说是两个人这么坚贞的爱情,经过死生离别,经过朝代的更易,最后因为道士的一句话,就点破了痴迷,就出家了,这是不可相信的。因为他说《桃花扇》所要写的,不是人生的真正的悲剧,《桃花扇》所要写的是历史的,是政治的,是明朝的败亡,它所要写的不是人生,不是悲剧,只是用侯方域李香君把这个故事贯穿起来而已,所以它不是属于《红楼梦》这个层次,而《红楼梦》这个层次,才真正是悲剧的精神。可是所谓悲剧,就是古希腊的悲剧,它所谓这个悲剧的形成,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形成了悲剧。

  第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小人的拨弄,有恶人的拨弄。比如说秦桧,陷害了岳飞,风波亭父子归天。这是因为小人的拨弄,由于恶人的陷害,而造成的悲剧,这是一种悲剧。还有一种悲剧是盲目的,是偶然的,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原因的命运的悲剧。我是9月2号才回来的,9月1号从加拿大上的飞机,就在我上飞机的前几天,我看新闻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后面载了一个人,这个车行得很快,这真是盲目,真是莫知其为而为,忽然一个电线掉落了,就把后面这个人勒在脖子上,居然把他的头割断了。他还抱着前面人的身子,这个摩托车后面是一个无头的死尸,这真是悲惨,真是可怕,这是盲目的。这个不是一个恶人小人的拨弄,不是,这个只是你莫知其由来,就是无缘无故地掉下一条电线,无缘无故地就恰好掉在他脖子上,把他头割断了,这真是盲目的悲剧。而第三种悲剧,没有一个小人恶人的拨弄,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可怕的命运的忽然间的降临。就是在寻常的人世之间,寻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没有意外的事情,也没有邪恶的小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黛玉跟宝玉两个人相爱了,那个时候,当黛玉的母亲去世了,把她送回到她的外婆家里边来,而宝玉是她的表兄,表兄妹之间两小无猜,自然产生了感情,那后来薛姨妈带着宝钗过来了,也是亲戚的关系,也是表兄妹关系。一个是姑表的关系,一个是姨表的关系,那么在两两相形之下,林黛玉的身体比较软弱,比较不够健康,而且呢,性情比较狭隘,而宝钗这个人,身体比林黛玉健康,而且宝钗善于做人。你看《红楼梦》写薛宝钗,如果跟贾母在一起看戏,她点戏的时候,不是点她自己喜欢的戏,她就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吃饭的时候,如果点菜的时候,她也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样的菜,她就点什么样的菜。而黛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心机,尤其是宝钗扑蝶的时候,她听到人家小红她们私语,等小红要开窗的时候,她恐怕被人误会,她听到这个话对她不利,她喊的是什么?她喊的是“黛玉你跑到哪里去了”?让人家以为是黛玉偷听这个话,所以薛宝钗真是善于做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贾府之中上自贾母,下至宝玉最亲近的侍女袭人要选择,当然都选择薛宝钗了,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不是有恶人的挑拨,也不是谁要故意陷害谁,就是人情事理,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所以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在这种人世之间没有恶人的挑拨,没有意外的灾祸,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第四章,他说的是伦理学上的价值。因为他说,按照伦理学来说,就是世界上,刚才我说的,世界人的生存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他说是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王国维真是一个悲观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他曾经在他早期的杂文之中,写过三篇文章。他这些文章都是推求人生的意义,一篇文章叫做《论性》,我们说性善性恶,那个性。他怎么说?他说“呜呼,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世界上有善有恶,善恶两个相对立,这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到的,有善有恶。自生民以来,自宇宙有生物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说世界上的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都是善与恶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处处都存在这样的善恶两方面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都是因为这种善恶的思想而引起来的。历史所记载的,诗人所吟咏的,都是这善恶二性的斗争,而善恶的二性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斗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从王国维对于人生的反思他所下的结论。

  王国维还写了一篇文章,《释理》,就是道理的理,他说什么是“理”呢?一个就是理由,还有一个理就是理性。在伦理学上所谓“理由”,就是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理由,所以这个理由就是你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他说如果把理由,做事的理由看成一个动机,那么你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你问那些恶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他一个理由。所以如果从理由来说,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如果从理性来说,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分析、思辨的能力,你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理性是思辨的能力,他说理性就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解释,你行善你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你行恶也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所以这个对于人生的解脱,从性来说,善恶一直斗争,是没有解脱的。从理来说,一个是理由,一个是理性,都不能给人以解脱。好,他又做了第三篇文章,这都是王国维的,王国维的第三篇文章就写的是《原命》。他说什么是命?命也有两个道理,他说一般所说的命,说我们的福禄寿夭,是天生来的,这个叫做定命。这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挽回的。所以他说,你无论是从《论性》来说,无论是从《释理》来说,无论是从《原命》来说,你都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人生的解脱就是你自己从你的欲望罪恶痛苦之中跳出来能够出世,善莫大焉。所以这种解脱就不但是有悲剧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时有了伦理上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章,最后他是对于研究红学的人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的《馀论》。其实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发表的时候,是1927年,1927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理论,而用西方的理论写一篇非常有逻辑思辨性的论文,还没有。所以王国维是第一篇能够用西方的哲学、文学的理论而写出来一种有章法、有组织、有逻辑、有思辨性的论文。他这篇论文比蔡元培先生所写的《石头记索隐》早了13年,比胡适先生所写的《红楼梦考证》早了17年,比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辨》早了19年。其实在这些人所写的索隐、考证之前,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边已经提出来了,他说,一般研究红学的,红学家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考证,说《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我们中国向来讲文学批评喜欢牵连本事,说这个诗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作者是谁,里边提供的主角是谁,所以是完全考论《红楼梦》的主人公。而一篇文学的作品,不在它写的是谁,而在它怎样去写。所以他说,考证《红楼梦》的故事的,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说,因为小说、文学,文学是要追求一种美学跟伦理上的价值的,而不是考证这个故事的本事的。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映清朝的政治的,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有人说《红楼梦》里面薛宝钗是影射什么人,林黛玉是影射什么人,贾政是影射什么人,给它加以很多的考证。当然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考证,说《红楼梦》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这是贾府为富不仁,这些做官的这些贪赃枉法的,是反映这种政治上的腐败和罪恶的。而《红楼梦》之了不起,正因为它是一个含蕴丰富的作品。我们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苏东坡的诗。说你横着看就是岭,你直着看就是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红楼梦》的好处,就是你从各个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王国维也看出,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所看出来的悲剧解脱,这样的一个道理。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