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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于江

  







  “牵衿”,“号咷”,“伏床悲啼”,各种娇啼之态写尽。窦旭带公主迁入自己茅屋,自谦“惭无金屋”,公主反而认为比自家宫殿大得多--人世不管多简陋的房屋,总比蜂巢大得多--公主进一步要求窦旭照顾父母,好像人世间出嫁的女儿要求女婿照顾娘家人……一切都像极了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

  这时,梦境突然跟现实联系起来,窦旭在公主啼声中梦醒,“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娇婉的公主变成了嘤嘤啼鸣的蜜蜂,桂府变成旧圃中的蜂房,国王、学士均不复存在,变成了络绎不绝的群蜂。那威胁着桂府安全的、“头如山岳,目等江海”的千丈长巨蛇呢?不过是丈许蛇。蜜蜂就是蜜蜂,不是什么公主,桂府国王因国祚将覆迁都,变成群蜂移巢,“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人而物骤变,快速利落,作者像魔术大师,眨眼间,纸变飞鸟,活人切两半儿,人们深深惊诧之际,幕布垂下,留下无限回味让人琢磨。

  《莲花公主》写梦,笔法多变,排场不一。处处围绕窦旭的心理感受,写得玲珑剔透,为描写梦境之翘楚。

  第一次梦,写窦旭完全不知是梦的心境。他初见莲花公主:“神情摇动,木坐凝思”,既是为公主的美色所迷惑,又对自己何以邂逅美色而不知所以然。王者劝饮时,他“目竟罔睹”,乃魂魄随莲花而去。王有许婚意,又称“自惭不类”,窦旭“怅然若痴,即又不闻”,视听皆迷,其神情活现。而“不闻”的结果又使他对“不类”而难通婚全然没有思想准备,不能马上反驳。近坐者说他“王揖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用旁观者的口,画出窦旭魂不守舍的姿态,仍然是写他的着迷心理。窦因在王者面前失态,羞愧之极,错过了结亲机会。归途中,内官提醒:“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窦旭顿足而悔,步步追恨而出梦。这段梦境描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子骤遇高贵女性时,既痴迷、留恋,又自惭非匹的心情,真实细腻,委曲婉转。继写窦旭“冀旧梦可以复寻”。梦境岂有求续之理?多么天真而痴迷!

  但窦旭第一次梦中遇到的王者埋下了续梦之根:“若烦萦念,更当再邀。”窦旭果然再次进入“桂府”且与公主结婚。婚礼场面隆重而排场:“俄见数十宫女,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qú)毹(shū),与生交拜成礼。”此时的窦旭,娶了如花美眷,住进温情宫殿,乐极而以为是在梦中:“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此语贴合窦旭求梦得梦的心理。本来怀疑是梦,明明也正是梦,公主偏偏驳斥:“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妙问巧答。窦旭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戏为公主化妆,用带子量公主的腰围、用手掌量其脚的大小……以对美人的实际体验证明非梦。这些缘幻生情的描写,作者似不用心,读罢掩卷而思,才知其写梦、寻梦、悟梦,认梦非梦,一层层,一件件,都写得韵美而语隽。跟《莲花公主》类似的写梦名作,还有《凤阳士人》,都学唐传奇,又别于唐传奇。

  凤阳士人

  托梦为文抒孤愤

  《绛妃》也是写梦,蒲松龄却郑重其事、清清楚楚地写明时间(癸亥年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3年)、地点(绰然堂)、人物(余,即蒲松龄自己)。在这个梦境里,花神要“背城借一”向“封家婢子”(风神)宣战,“余”文思泉涌,写成一篇《讨风神檄》。情节简单之至,大量篇幅是代绛妃捉刀的檄文。

  绛妃(花神)

  绛妃《讨风神檄》,称封氏“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檄文洋洋洒洒,以形象笔法写风的历史,风的肆虐,巧妙运用虞帝、宋玉、刘邦、汉武故事,说明“风”如何邀帝王之宠捞取资本起家,日渐放纵肆暴。以一系列典故,写风的狂妄无比和暴虐之甚,如用《秋声赋》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控诉风持贪狠之逆气,使群花朝荣夕悴,备受荼毒,号召“兴草木之兵”,“洗千年粉黛之冤”,“销万古风流之恨”。

  这位义愤填膺欲“歼尔豪强”的绛妃是何许人?应该属于哪个花妖门类?这骆宾王式的檄文,是否仅仅在于逞才肆笔,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

  非也。檄文者,是蒲松龄又诉创作苦衷的《聊斋自志》也。檄文处处写风,无一字不写风,却又处处写世,无一处不写世。风者为谁?恶势力也,官虎吏狼也。难道不是吗?是什么像风吹落叶一样将蒲松龄出将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烟消云散?是那个号称“盛世”的魍魉世界。是什么把本应为民造福的官吏变成狼贪虎猛、虚肚鬼王?是那个把读书人一网打尽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把蒲松龄珍爱的人间至情--父慈子孝、夫妇和美、朋友相欢--变成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是那些口头上标榜仁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大人先生。绛妃,非花神,非倩女,蒲松龄自谓也。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伊斯在《近代哲学精神》一书中有句名言:“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谁。”他进一步阐述:“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无限的,无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诗人和其他的各种天才能在梦境中把握它。”《绛妃》是蒲松龄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现,神圣的自我寄托。这梦,才写得激情满纸,情文并茂。

  小人得志黄粱梦

  沈既济《枕中记》(又名《吕翁》)写衣衫破败的邯郸卢生对道士吕翁表露“生世不谐,困如是”的烦恼:“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授青瓷枕让其入梦,卢生梦中经历宦场沉浮,官至宰相,80岁在富贵荣耀中死去。卢生梦醒,感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放弃了求功名欲望。卢生官场得意时被人陷害下狱,向往“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的平民生活而不得,是著名细节。

  蒲松龄《续黄粱》“异史氏曰”提出《续黄粱》可跟《枕中记》媲美:“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 。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枕中记》的主人公,即使不是贤相、名相,至少不是坏人。纵然高官厚禄、奢荡佚乐,却未糟害百姓、为患社稷。《续黄粱》里的曾某却是地地道道的坏蛋。他的梦中劣行又由现实个性生发而来,也就是说:小说梦幻的情节史是现实人物性格发展史。小说开头写曾某刚刚中举,跟二三新贵游览问卜,星者见其志得意满、意气洋洋而故意吹捧他。受恭维后曾某“摇箑(shà)微笑”,一副小人得志之态。接着问星者:“有蟒玉分否?”官迷心窍。星者煞有介事许以“二十年太平宰相”。于是“曾大悦,气益高”,众人凑趣,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立即封官许愿:“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还没做官就视公器为私物,连他家里的仆人都可带兵做官,真是一人得志,鸡犬升天。曾某仅是个举人,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还都是未知数,离宰相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的表现却已可肯定,这样的人做宰相,绝对不是黎民之福、社稷之福。

  聊斋故事常有对狂妄者当头棒喝的高人。曾某以“宰相”招摇过市时,有位“深目高鼻”、宛如域外人的高僧不瞅不睬 ,“偃蹇不为礼”,冷眼旁观并决定给狂徒教训:让他入梦,瞬息间尽享宰相威福,然后再痛切感受恶相的惨烈下场。

  《续黄粱》写梦之妙,在于既像是真,又像是假;表层是真,深层是假;乍看是真,琢磨是假。写梦之妙,还在于,梦境虽如万花筒,却与现实人物性格逻辑相符。《续黄粱》中的宰相,既没有宰相常有的拯荒救溺、经纶在抱,也没有宰相应有的雍容大度、气宇轩昂。梦中宰相亮相倒很像京剧小丑登场:曾某见二中使捧天子手诏,请“太师决商国计”,“得意,疾趋入朝”。这“得意”,是穷人乍富的得意,是孝廉一步登天为太师的得意。“疾趋”描绘脑袋前倾、飞快小跑的形态,活画出名曰“太师”者实在沐猴而冠、缺乏宰相应有的派头。倘若真是太师,皇帝召唤是家常便饭,会宠辱无惊,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喝道入朝,下轿后再迈着四方步上金殿。决不会一听皇帝有请,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急急忙忙、颠颠地小跑入朝,宛如北京人挖苦的“翠白”(跑街)。接着,天子“温语良久”,命三品之下官员由曾某说了算,并重加赏赐。曾某家居也今非昔比,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孝廉忽成宰相,似真非真、将信将疑,颇符合从现实渐入梦境的细微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