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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下)

  







  央视国际2005年04月25日09:56

  主讲人简介: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近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内容简介: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防止重蹈秦朝覆辙,便大封同姓诸侯,立为藩王。可刘邦没有预料到,同姓王势力强大后,同样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晁错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他少习儒法,知识渊博。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景帝前元三年,晁错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巩固大汉王朝的千秋大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汉景帝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了“削藩”。但是就在晁错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之时,他却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的悲剧是源于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善于为人谋,不善于为己谋的人,他锋芒太露,不知迂回,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而一人立于朝廷之上,孤危之状却浑然不觉,只依仗皇上的宠信,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像这样一个谙于国政却疏于世故的忠臣,在朝廷大臣中就会不得人心。晁错一心为汉室尽忠,极力主张“削藩”,但是到头来却成为平息叛乱的牺牲品。自古以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忠须有道,“削藩”是一件有关大汉的江山社稷,千秋大业的大事,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像晁错这样一个书生意气的政治家来主持削藩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当“七国”叛乱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这时当他需要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时,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政治家,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不知所措,性情之下竟然向汉景帝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全文)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晁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颖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不是很合适吗?我们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一开始,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那样一些人才可以担当这样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厉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想清楚了没有呢?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只有这八个字,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有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没有了,所以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他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做的事情,讲清楚你做的事情是非常难做的,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你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你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没有。

  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君臣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晁错的两个馊主意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杀袁盎,为什么要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袁盎到吴国去的时候,他就不想去,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他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他们两个有矛盾,我夹在当中,我不是风箱里的耗子啊?他不想去。有人就跟他出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这个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被晁错找了个岔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的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看看,我主张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来报告说吴国不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我们现在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了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这个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用,你把袁盎抓起来看吴国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就不同意杀。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消息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是吴国的丞相,他熟悉吴国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我们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在旁边,汉景帝就说: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不能成气候。汉景帝说: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一大把白头发,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肯定不能成气候。汉景帝一听,这个人不错,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走开,晁错还站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晁错就只好走掉了。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不是造反,因为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他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这张嘴堵起来,堵他这张嘴的办法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它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不战而退。“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杀他。

  第二个馊主意更糟糕,他提出什么?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谁都知道的。你怎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你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来?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那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同样是要杀人的。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就是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就是最后皇帝也不帮他,皇帝也舍弃他。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